第26章 急流勇退（1/1）

各位会不会觉得周穜从此以后定然恨死了苏轼，两人也就此老死不相往来。如果真要这样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更是对政坛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事实上，苏轼在奏疏里对周穜骂得越狠，周穜才越是有希望被尽可能地从轻发落。这种桥段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那就是一个人为了保护另一个人而对其大声训斥甚至是当众给他一耳光，更严重的则是上去瞄着非要害部位捅上一刀，如此一番操作过后反而会把那个人给成功地保下来。

周穜后来果然再又东山再起，哲宗亲政后更是官居中书舍人，后来又外任为桂州知州，他和年长自己一辈的苏轼更是成了一对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苏轼的众多诗词里有一首就是专为周穜所写的，名曰《次韵周穜惠石铫》，其诗有云：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这首诗是苏轼收到周穜派人送来的一件石铫并亲自用它来煮茶后特意赋诗一首赠予周穜。据传，早前在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期间苏轼曾与周穜探讨过茶艺，周穜派人送来的石铫正是苏轼当时手绘出来的一件他理想中的煮茶神器。也就是说是周穜把苏轼设计的这个概念品给打造成了实物，于是这才有了周穜送石铫这么一回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轼后来几度远贬，但无论去往哪里他都把这个煮茶神器给带在身边。苏轼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但我觉得这后面应该再加上一句，亦不可饮无茶。

我们在这里插播这么一个小故事，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去解读苏轼上疏严厉弹劾周穜的深层用意。顺带着，我们也想让大家见识一下政治家的“嘴脸”，高超的演技其实也是他们必备的一项生存技能。对这些人来说，当面唾沫横飞未必就是死敌，当面勾肩搭背也未必就是好兄弟。

对苏轼而言，周穜妄议神宗庙庭一事虽然没有撼动他在朝中的地位，但他显然也是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不过，好在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可苏轼的大喘气所对应的却是言官集团的错愕和愤怒。他们本以为周穜事件的发生注定会让苏轼被打回原形，这种事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高滔滔和那一帮两府大臣只需要通个气就能让苏轼重新做人，而作为保守派的叛徒，苏轼的下场指定比落难的变法派还要惨。谁曾想大宋的第一才子竟然只是凭借一支笔就把这场空前的危机给化解了，早知如此这些言官就该主动出击而不是坐等其成，可如今再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还有更让苏轼的政敌感到气愤的事，两个月前负责前去河北审度黄河重回故道事宜的钦差大臣范百禄这时回京了，而他结合自己的实地勘察所带回来的建议就是——请罢其役。也就是说，范百禄赞同苏轼请罢河役的建议，而朝廷也在公元1089年的正月里正式下诏撤回之前让黄河重回故道的诏命，苏轼由此在朝中声誉更甚。

苏轼风头正盛之时却是另一个人日薄西山之际，公元1089年2月，宋朝的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着于京城薨逝，享年七十一岁。为表恩遇，高滔滔带着哲宗皇帝亲自前去灵前致哀，吕公着随后又被朝廷追赠为太师并赐谥号“正献”。

吕公着的逝世让一群人自然而然地感到分外紧张乃至是恐惧，因为这就意味着此时红到没边的苏轼极有可能会更进一步位列宰辅。

监察御史王彭年随即上奏：“听闻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最近在给陛下讲学时总是借题发挥并屡出惊人之语以进奸邪之说，在场之人闻之莫不骇然。苏轼总是给陛下讲一些唐朝时期君王诛戮大臣以及权臣擅政诛戮小臣的故事，苏轼所为显然是别有用心，其害大则离间陛下骨肉，小则挑拨君臣关系。这种奸邪之人久居陛下左右必成国之大患，如果不及时将其外贬恐将悔之晚矣。苏轼早在先帝在位之时就屡次以文字诽谤朝政，如今更是利用近臣之便蛊惑圣听，如此奸人岂可久居朝堂？原陛下和太皇太后圣明以断早日将其外逐以谢天下！”

王彭年的奏疏在呈上之后便被高滔滔扣下不发，宰执大臣也不知有此奏疏，苏轼更是不知。高滔滔的所为激起了言官集团更为强烈的反弹，他们相继上疏弹劾苏轼必欲将其逐出而后快，但这些奏疏一律被高滔滔留中不发。很明显，高滔滔就是要保苏轼，她甚至为此刻意压下这些奏疏以免舆论哗然让苏轼难以自处。让高滔滔没有料到的是，即使她如此全力地为苏轼着想，可苏轼本人却在这时候主动上疏请求外放。

苏轼当然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很清楚自己这几年树敌众多，而且他更清楚自己上奏复行免役法以及反对黄河重回故道之举损害了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他确实由此而让自己成了朝堂上的大红人，可深谙佛道之说的他显然懂得月盈则亏的道理，与其到时候被人撵出京城还不如他主动急流勇退以全其人臣名节。为此，苏轼在这个言官集团向他密集开火的关口也以“臂疾”为由上疏请求外放为官——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现在其实正在遭受言官的群殴。

或许有人会觉得苏轼自请外放只是故作姿态，但其实这正是苏轼的本心，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苏轼在吕公着过世后的整整一个月里都在上疏请罢。苏轼如此力度的奏请也让高滔滔终于是绷不住了，再加上言官集团山呼海啸般的请罢苏轼的呼声，苏轼终于是在公元1089年的3月被正式下诏免去翰林学士之职改而以龙图阁学士兼知杭州。

直到诏命下发之后苏轼才从同僚的口中得知自己最近一直都在被言官交相弹劾，他本以为高滔滔是因为他的“臂疾”才同意了他的请辞，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太皇太后在此期间为他挡住了多少的狂风暴雨。

苏轼就这样从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主动退了下来，但想必他应该是没有多少遗憾的。这几年的见闻让他再一次地见识和领略了朝堂之上的险恶，更是看清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这帮朝廷士大夫的真实面目。他亲自见证和参与了保守派的复辟以及随后对变法派的政治清算运动，在这个国家再一次处于转型过渡的阶段，他几乎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关键在于他想要做成的事也几乎都做成了。

我们无法知道苏轼是否有过一个领袖群臣的宰相之梦，但依照他本人的心性而言这种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虽然他也有一颗富国强民的远大之心，可他太清楚王安石走过怎样艰辛的一条路，更清楚王安石最后又是怎样的一番结局。所以，苏轼从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事，他所追求的更像是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洒脱和随性。

相较于王安石，苏轼与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苏轼懂得随缘，而王安石则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超人魄力。当然，这也正是王安石的伟大之处。当一个国家积弊甚重并开始面临存亡议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正是王安石这种勇于为国赴汤蹈火的人，哪怕会身背骂名。至于苏轼，他的所为同样值得敬重，他同样不计功名和得失，他能够做到急流勇退就远远超然于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