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9章 林场的消息，王西川的抉择（1/2）

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一些。

已经三月底了，大黑山上的雪还没有化透，背阴的山沟里依然积着一层厚厚的残雪，踩上去硬邦邦的，像是踩在石头上。阳坡倒是化了不少，露出了底下黑褐色的泥土和去年秋天枯黄的草根，踩一脚陷下去，鞋底上沾满了湿泥巴，沉甸甸的，走几步就得在石头上蹭一蹭。达子香的花苞鼓起来了，小小的、粉红色的，裹在一层薄薄的硬壳里，在寒风里瑟瑟地抖着，像是随时要绽开，又像是随时要缩回去。

王西川走在去采伐队的路上，脚底下踩着泥泞的土路，吧唧吧唧地响着。路两边的积雪化了一半，雪水顺着路边的沟渠往下淌，汇成细细的溪流，叮叮咚咚地流进屯子边的小河里。河面的冰还没化透，中间裂了一条长长的缝，能看见底下黑沉沉的水在缓缓地流着。几只野鸭站在冰面上，缩着脖子，偶尔扑棱一下翅膀，在冰面上滑行一段，又停下来，歪着脑袋看着路上走着的王西川。

他今天走得比平时慢。心里有事。

昨天傍晚，孙队长让白景山挨家挨户通知，说今天早上采伐队全体开会，一个不能少。白景山来通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说话吞吞吐吐的，王西川问他啥事，他只是说——“孙队长让开会，你去了就知道了。”王西川没有追问。他在采伐队干了三年了，从二十四岁干到二十七岁，什么通知开会、什么突然检查、什么临时任务没经历过？但这一次，他总觉得不一样。白景山的眼神里有东西——不是平常那种“又要加班了”的无奈，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有人把一件不太好的消息揣在怀里，想说又不敢说。

他走到采伐队工棚门口的时候，工棚外面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工棚的木板墙上挂着几张褪了色的标语——“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木板墙的缝隙里塞着枯草和旧报纸，风一吹就簌簌地响。工棚的门半掩着，里面已经有人了，烟雾从门缝里飘出来，一股呛人的旱烟味。

郑大胡子蹲在工棚门口的石头上，手里攥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见王西川走过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很沉，像是他把一整夜想说的话都压在了那个眼神里。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王西川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说话，从兜里摸出自己的烟荷包，卷了一根旱烟，用火柴点着了，抽了一口，把烟缓缓地吐出来。两个人就那么蹲着，看着工棚前面那一片被雪水泡得泥泞的空地。空地中间有一个铁皮炉子，冬天用来烧火取暖的，这时候已经熄了，炉膛里积了一层灰白色的柴灰，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胡子哥，你知道了？”王西川问。

郑大胡子把那根没点着的烟塞回烟盒里，声音闷闷的——“嗯。昨晚孙队长单独跟我说的。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是倒数第二个。”

“啥事？”

郑大胡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朝工棚里面扬了扬下巴——“进去吧，人到齐了。”

工棚里面烟雾缭绕。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有的靠着墙，有的盘腿坐着，有的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没有人说话。平时这个工棚里是最热闹的地方——有人打牌，有人讲笑话，有人扯着嗓子唱《东方红》，还有人拿木头疙瘩刻小玩意儿。但今天这里安静得不像话，只有风吹着木板墙缝里塞着的旧报纸，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像是一个人在小声地哭。

孙队长站在工棚中间，背对着门口。他穿着那件半旧的绿军装，领子磨得起了毛边，袖口上沾着洗不掉的油渍。他的背有点驼，平时走路昂首挺胸的一个人，今天站在那里，肩膀往下塌着，像是扛了很重的东西。他听见王西川进来的脚步声，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

王西川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他的旁边是白景山，白景山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王西川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也没说话。

又等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孙队长清了清嗓子，把手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扬了扬——“都到了。那我就念了。上面下来的文件，林场要缩减采伐量，保护森林资源。从今年起，咱们采伐队的编制从原来的二十五人减到十五人。裁十个人。留下来的十五个，工资从下个月起从三十八块降到二十八块。”

工棚里死一样的安静。连风吹旧报纸的响声都停了。

“这是上面的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孙队长的声音有些哑，“名单在这儿，我念一下，念到的人明天去财务室结账，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没念到的人，继续上工。工资的事，大家心里有个准备，二十八块钱也不是我能改的。林场效益不好，上面拨款少了，咱们只能勒紧裤腰带过。”

他打开信封，把里面的纸抽出来，展开，看了一眼。他看那一眼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地抖——王西川看见了。孙队长是条硬汉子，二十岁就开始伐木，在山上滚了半辈子，手指头冻掉过两个指节，胳膊上被油锯划开过一尺长的口子都没皱过眉头。但现在他拿着那张纸，手指头在抖。

“第一个，刘长海。”

工棚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刘长海是采伐队最老的工人，快五十了，在队里干了二十多年，伐过的树比在座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他坐在通铺的最里面，弯着腰，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听见自己的名字，抬起头来看了看孙队长，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又弯下腰去，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头低着。

“第二个，张德发。”

又一个名字。又一个被裁的人。王西川的心里沉了一下，像是有块石头压上来了，越来越重。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郑大胡子。郑大胡子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

“第三个，李春生。”

“第四个，赵大勇。”

“第五个，钱广友。”

每一个名字念出来，工棚里就安静一分。被念到的人有的低着头不说话，有的抬起头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有的把脸别过去看着墙，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王西川看见赵大勇——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去年刚娶了媳妇，媳妇还怀着孩子——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没有发出声音，但手指缝里渗出了水光。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想说句安慰的话，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能说什么呢？都是伐木的，都有一家老小要养活。被裁了就是被裁了，安慰的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第六个，孙满囤。”

孙队长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顿了一下。孙满囤是他的本家侄子，今年才二十二，去年刚进采伐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孙满囤坐在角落的铺位上，脸涨得通红，嘴唇紧紧地抿着，两只手攥着被褥的边角，指节都发白了。他没有看他的叔叔，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孙队长看了他一眼，喉结上下动了动，继续往下念。

“第七个，周铁柱。”

“第八个，吴国良。”

“第九个，马青山。”

“第十个，陈有粮。”

十个名字念完了。孙队长把纸折起来，塞回信封里，看了看工棚里的人。被念到名字的十个人，有的已经站起来收拾东西了，有的还坐在铺上没动，像是在等什么。没被念到的人，也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反而更沉重了。他们知道，留下来的十五个人，要干以前二十五个人干的活儿，工资却少了十块。留下来不比被裁了好受。

“名单上的人，下午去财务室领钱。没念到的，明天正常上工。散了吧。”孙队长说完，转身走出了工棚。他的背影在门口站了一瞬，然后消失在了外面的晨雾里。

工棚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有了声音。有人站起来收拾铺盖，有人坐在那里抽烟，有人小声地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刘长海慢慢站起来，把铺上的被褥卷起来，用绳子捆好，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他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事，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捆好了被子，背在肩上，走到工棚门口，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他睡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大通铺、铁皮炉子、木板墙上那些褪了色的标语、地上那些被脚踩得发亮的泥地。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转身走了。

赵大勇站起来的时候，脸上的泪痕还没干。他没有背铺盖，铺盖卷还摊在铺上，像是他还在犹豫要不要真的走。王西川走过去，从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烟递给他。赵大勇接过来，点着了，抽了一口，被烟呛得咳了两声，眼泪又出来了。他拿袖子抹了一把脸——“西川，我家里的情况你知道。你嫂子怀着孩子，我娘身体也不好。我这一裁，家里就没了进项。”王西川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说句“以后有难处来找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一个伐木工，自己家里五个闺女要养，能帮上什么忙呢？他只能又拍了拍赵大勇的肩膀，陪他站了一会儿。

白景山走过来——“王哥，名单上没你。”

王西川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不在名单上——孙队长念名单的时候他听了，从头听到尾，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反而觉得心里更沉了。他没有被裁，但他看着那些被裁的人——刘长海、赵大勇、孙满囤、陈有粮——他们的脸一个一个地在他脑子里过着。这些人都是他的工友，天天一起上山、一起吃饭、一起在大通铺上睡觉、一起在山上喊号子。明天他们就不来了。工棚里少了十个人，空出来的铺位像一张张张着的嘴，等着谁来填，但没有人来了。

他走出工棚的时候，孙队长站在外面的空地上，背对着工棚，看着远处的大黑山。王西川走过去，在他旁边站定了，跟他一起看着远处那座沉默的山。大黑山在春天的晨光中静静地蹲着，山脊上的残雪在阳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山腰以下已经露出了黑褐色的山体和墨绿色的松林，像是一个穿着黑白两色袍子的巨人。

“孙哥，”王西川开口了，“我在不在名单上？”

孙队长没有回头，沉默了几秒钟——“不在。你手艺好，人勤快，队里舍不得裁你。”

“那工资——”

“工资都一样。留下来的十五个人，每人二十八块。这是上面的规定，我没法改。”

王西川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八块钱，比原来的三十八块少了十块。十块钱在别人家可能只是一笔小钱，但在他家，十块钱是大丫二丫三丫三个人一个学期的本子铅笔钱，是五丫一个月的药钱，是全家半个月的粮钱。少了这十块钱，他得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孙哥，我想请个长假。”

孙队长转过头来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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