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居安思危 天亦无用（1/2）

一暴风眼

暮色四合时，隆复生站在四十三层的落地窗前，俯瞰整座城市的灯火如星图般次第点亮。

他的手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普洱，茶汤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褐膜，像极了某种即将愈合却总被撕开的伤口。手机屏幕亮着，是助理发来的第三十七份解约函草稿——这个数字，在他二十年的商业生涯里，从未如此密集地出现过。

隆复生，四十五岁，复生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曾被誉为“东方巴菲特的影子”“私募界的定海神针”。他用十二年时间，将一家只有三百万启动资金的小型投资机构，做成了管理规模逾四百亿的行业巨擘。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财经杂志封面时，往往配着“点石成金”之类的烫金标题。

而现在，他的帝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坍塌。

导火索是一个他亲自拍板的项目——“深蓝氢能”。三个月前，他以复生资本旗下最大的一支基金为筹码，重仓押注这家号称“掌握了第四代电解水制氢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尽调报告上盖满了第三方机构的印章，技术专利证书摆满了整整一面墙，甚至连业内最挑剔的几位科学家都给出了“具有颠覆性潜力”的评价。

隆复生太熟悉这种剧本了。过去二十年，他靠的就是在别人犹豫时下注，在别人疯狂时离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相信那个被无数次胜利淬炼过的直觉——就像猎豹相信自己的脊椎。

但这一次，剧本在中途被人偷换了。

“深蓝氢能”的核心技术在三周前被曝出存在重大造假嫌疑。所谓的“第四代电解技术”实则是从一家已经破产的日本公司购买的老旧专利，经过包装后重新粉墨登场。更致命的是，创始人连夜离境，带走了公司账户上最后一点流动资金，留下一地鸡毛和六百多名被拖欠工资的员工。

复生资本在这场豪赌中损失了超过八十亿——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这支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背后的委托人包括数以万计的普通工薪阶层、退休老人、以及指望这笔钱安度晚年的家庭。

消息泄露的当天，隆复生的手机就没有停过。投资人电话会议从清晨排到凌晨，每一通电话里都藏着同样的问题，只是措辞不同——有的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有的像钝刀一样磨人：

“隆总，您当初说这是‘十年来最确定的机遇’。”

“隆先生，我母亲把养老金都放在这支基金里了。”

“复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他没有辩解。不是不想，是知道辩解在此时此刻毫无意义。数字不会说谎，八十亿的窟窿不会因为几句漂亮话就自动填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行业里，信任的建立需要十年，而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个深夜。

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不是财富的蒸发，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松动——像是地壳

他想起了《菜根谭》里的那句话。那是他父亲在他十八岁生日时送给他的唯一礼物，一本薄薄的、边角已经泛黄的《菜根谭》。父亲用颤抖的手翻到第六章功业篇，指着那一行小字，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

彼时的隆复生正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高考在即，他的模拟考试成绩从年级前五跌到了一百名开外。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把这本书放在他的枕边，轻声说：“复生，天要摆弄人的时候，谁也躲不过。但书后面还有一句，你往后看。”

他往后翻了半页，看到了后半句：

“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十八岁的隆复生不懂什么叫“逆来顺受”，他只觉得这个词充满了屈辱。他是隆家的独子，母亲早逝，父亲拖着病体在镇上的农机厂做了一辈子钳工。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强，必须赢，必须把命运摁在地上摩擦。逆来顺受？那是弱者的借口。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四十五岁的隆复生站在四十三层的落地窗前，终于听懂了父亲当年想说的话。

“逆来顺受”不是认命，是把命运的每一次重击都接住、卸力、然后转化为向前的动能。“居安思危”不是焦虑，是在风平浪静时就为风暴准备好锚链。当一个人真正做到这两点时，老天爷再怎么翻云覆雨，也拿他没办法。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或者说——也不算太晚。

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这次不是助理的消息，而是一个备注为“老顾”的联系人发来的语音。老顾名叫顾衡之，是他大学时的室友，也是他这辈子唯一承认比自己聪明的人。顾衡之没有从商，而是去了一所二本院校教哲学，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但隆复生知道，顾衡之是这个喧嚣时代里极少数真正清醒的人。

语音只有七秒。他点开，顾衡之那口带着浓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话传出来：

“复生，明天来我这儿一趟吧。带你见个人。”

没有安慰，没有建议，没有任何关于那八十亿的只言片语。这就是顾衡之的风格——他从来不在废墟上做无谓的考古，而是直接把你的目光引向尚未动工的土地。

隆复生回了一个字：“好。”

他放下手机，最后一次环顾这间他待了八年的办公室。墙上的字画是五年前一个书法家朋友写的，四个字——“如履薄冰”。当时他觉得这四个字太小家子气，商海搏浪，要的是“气吞万里如虎”。但碍于情面，还是挂了上去。

现在他才明白，“如履薄冰”才是真正的智慧。一个人只有时刻觉得自己站在薄冰之上，才不会在冰层断裂时猝不及防地坠入深渊。

他拿起那杯凉透的普洱茶，走到窗边，把茶汤缓缓倒进窗台上的绿萝盆里。这盆绿萝是公司刚成立时他买的，从一小株长到了现在蔓延整个窗台的规模。他决定把它带走——这是这间办公室里唯一值得带走的东西。

二渡己者

第二天清晨六点，隆复生开着一辆落满灰尘的旧款帕萨特，驶出了他所居住的滨江豪宅小区。这辆车是他创业初期买的，后来车队里添了迈巴赫、添了路虎、添了保时捷卡宴，这辆帕萨特就被遗忘在地库最深处，像个被打入冷宫的旧人。昨天他特意让物业的保安帮忙搭了电，换了电瓶，才让这台沉睡五年的机器重新苏醒。

从上海到顾衡之所在的无锡宜兴，车程大约两个半小时。他没有走高速，而是沿着太湖边的国道慢慢开。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林立的城市天际线，渐次过渡到丘陵起伏的江南乡野。十一月的江南，稻子刚收完，田里留着金黄色的茬，偶尔有几只白鹭落在上面，像五线谱上散落的音符。

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冷风灌进来。风里有烧秸秆的气味，有湖水的腥气，有泥土被翻耕后的芬芳。这些气味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某个生锈的锁——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骑着二八大杠载他去镇上，经过收割后的稻田时，也是这样的味道。

那时候家里穷，穷到一只鸡蛋要分成两半，他和父亲各一半。但父亲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叹过气，永远是一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从容。隆复生长大后才明白，那不是从容，是一个男人在生活最底层的泥淖里，用脊梁撑出的一方干燥之地。

车过周铁镇时，他拐进路边一家早餐铺，要了一碗豆腐花、两根油条。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阿姨，手脚麻利，嗓门洪亮，对着后厨喊：“老张，豆腐花一碗，多点虾皮！”那语气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

他坐在油腻的塑料凳上，用搪瓷勺舀起一勺豆腐花，嫩滑的豆花在舌尖化开，混着虾皮的咸鲜和榨菜的脆爽。他忽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吃过一顿早餐了。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的早餐要么是在车里匆匆吞下的三明治，要么是在会议室里一边看报表一边机械咀嚼的鸡蛋灌饼。食物变成了燃料，而不是滋味。

“好吃吗？”老板娘端着另一碗豆腐花坐到他对面，自来熟地聊起来。

“好吃。”他说，声音有点哑。

“看你这样子，像是从大地方来的。”老板娘上下打量他，目光落在他手腕上那块已经停走的百达翡丽上，“这块表值不少钱吧？”

隆复生低头看了看那块表，那是他四十岁生日时送给自己的礼物。表早就停了，他忘了上发条，也忘了去修。现在它戴在手上，只是一个精致的、沉默的金属环。

“假的。”他说，笑了笑。

老板娘也笑了：“我就说嘛，戴真表的人不会来我这儿吃豆腐花。”

这句看似无心的调侃，却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他某种隐秘的傲慢。是啊，他以前确实不会来这种地方。他有专属的私厨，有米其林三星的商务宴请，有会所做法的淮扬菜大师。他以为那就是生活，或者说，他以为那就是他配得上的生活。

而现在，一碗三块五的豆腐花，让他尝到了某种久违的真实。

他掏出手机想扫码付款，发现微信里躺着三十七条未读消息。他没有点开，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现金——这还是他特意让保安帮忙取的，因为他的钱包和银行卡早就和那些豪车一样，留在了某个回不去的从前。

付完钱，他继续上路。导航显示还有四十分钟。

顾衡之住在宜兴丁蜀镇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是那种九十年代建造的职工宿舍楼，外墙贴着白色小方砖，很多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前种着几棵枇杷树，树下停着一排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

隆复生把帕萨特停在路边，拎着那盆绿萝上了三楼。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两脚，灯没亮，第三脚下去，灯泡闪了闪，亮了，发出昏黄而暧昧的光。

门没锁，虚掩着。他推门进去，看见顾衡之正坐在客厅的藤椅上，面前摆着一盘残棋。顾衡之比他大一岁，但看起来像老了十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揉皱的宣纸，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像深山老林里的一汪潭水。

“来了？”顾衡之头也没抬，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陪我下完这盘。”

隆复生放下绿萝，坐了下来。他看了看棋盘，是一盘象棋，红黑双方已经杀到了残局阶段。他从小棋艺不精，但能看出黑方明显处于劣势——双车被牵制，老将暴露在外，而红方车马炮齐整，攻势凌厉。

“这棋还用下？”隆复生问。

“你看走眼了。”顾衡之微微一笑，动了一步黑方的马。那匹马从角落里跳出，看似是在做无谓的挣扎，但当马落位之后，隆复生才发现——红方的老帅被这一马一车形成了绝杀之势。原来黑方之前所有的劣势都是诱敌深入，真正的杀招一直藏在那匹被人忽视的马上。

“这叫‘马跃檀溪’。”顾衡之把棋子收进木盒里，“世人只看车炮之威，却不知一马盘旋，亦能定鼎乾坤。”

隆复生沉默了很久。他知道顾衡之不是真的在跟他聊棋。

“老顾，我这次——”

“不急说。”顾衡之打断他，“先跟我去见个人。她在楼下等着。”

“谁？”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也是我今天叫你来的真正原因。”

两人下楼时，隆复生注意到楼道里新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字迹娟秀：“三楼独居老人李奶奶，每周三下午需要帮忙取药，有空的邻居请轮流帮忙。联系人：小沈。”

“这个小沈是谁？”他随口问。

“一会儿你就见到了。”

楼下的枇杷树下，停着一辆半新的电动三轮车，车斗里装着几袋米、几桶油，还有一些蔬菜水果。三轮车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冲锋衣，脚上是一双沾了泥巴的黑色雨靴。她正蹲在地上，给一只趴在车轮边上的流浪狗喂火腿肠。

“小沈。”顾衡之喊了一声。

女人站起来，转过身。隆复生看到她的脸时，整个人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僵住了。

他认识这张脸。

不是那种“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模糊印象，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清晰记忆。

沈青禾。

他的大学初恋。

准确地说，是他对不起的那个人。

二十年前，他们同在南京大学读书。隆复生读经济，沈青禾读中文。他们是校园里最令人羡慕的情侣——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学霸，一个是温婉如水的才女。他们在北大楼前的草坪上背诗，在浦口校区的图书馆里一起熬夜备考，在汉口路的小饭馆里分一碗鸭血粉丝汤。

但大三那年，隆复生得到了一个去沃顿商学院交换的机会。那意味着他要延期一年毕业，也意味着他要和沈青禾异地至少两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机会。他没有和沈青禾商量，而是直接做了决定，然后通知了她。

沈青禾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说：“复生，你做了一个对的选择。只是——你没有让我参与这个选择。”

那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他听说她毕业后去了一所乡村小学支教，再后来就失去了所有联系。他偶尔会在某个失眠的深夜想起她，但那种想念很快就被第二天密密麻麻的行程表碾碎。他以为自己已经忘了，或者说，他以为那些青春往事早就被岁月风化成了无关紧要的尘埃。

但现在，沈青禾就站在他面前，二十年的光阴像一条被折叠的河流，在这一刻猛然展开。

“隆复生。”她叫他的名字，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好久不见。”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千言万语在胸腔里翻涌，最终只挤出来三个字：

“对不起。”

沈青禾没有接这句话。她弯下腰，把剩下的半根火腿肠掰成小块，放在流浪狗面前，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对顾衡之说：“顾老师，走吧，再晚李奶奶该等急了。”

隆复生站在原地，看着沈青禾骑上电动三轮车，熟练地拧动油门。顾衡之拍了拍他的肩膀：“愣着干嘛？上车。”

“上……上什么车？”

“三轮车啊。你坐后面车斗里，跟米袋子挤一挤。”

隆复生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定制款羊绒大衣，又看了看满是灰尘的车斗，犹豫了大约两秒钟——这两秒钟里，他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的荒谬感。但最终，他翻进了车斗里，坐在两袋大米之间，双手紧紧抓住车帮。

电动三轮车突突突地启动，穿过狭窄的巷子，经过一排排低矮的自建房，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弄堂。沈青禾开得很稳，偶尔按一下喇叭，提醒前面玩耍的孩子让路。隆复生坐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马尾辫在风中轻轻摆动，冲锋衣的帽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帆。

他突然想起大二那年的春天，他们骑自行车去紫金山，沈青禾也是这样骑在前面，马尾辫一甩一甩的。他在后面喊：“沈青禾，你骑慢点！”她回头笑着回了一句：“你追不上我就直说！”

那是他人生中最干净的时光。没有数字，没有估值，没有对赌协议，没有任何一个需要计算利弊的决策。只有春天，只有风，只有一个女孩回头时的笑容。

而现在，同样的马尾辫，同样的背影，中间却隔了整整二十年。

三逆来顺受

三轮车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停下。这栋楼比顾衡之住的那栋还要破旧，墙皮大面积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像是皮肤病患者的患处。楼前的空地上晒着几床被褥，被面上印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沈青禾从车斗里拎起一袋米和一桶油，对隆复生说：“帮忙拿一下那袋蔬菜。”

他乖乖照做。三人上楼，六楼，没有电梯。楼梯狭窄逼仄，每一级台阶的边缘都被磨得圆润光滑，像是被无数双脚掌打磨过的鹅卵石。声控灯时好时坏，沈青禾似乎对每一层灯的脾性都了如指掌——该跺脚的跺脚，该咳嗽的咳嗽，该拍手的拍手。

六楼右手边那扇门是开着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门内的椅子上，像是在专门等他们。老太太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的藏青色棉袄，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

“李奶奶，给您送米和油来了。上次您说降压药快吃完了，我今天顺路去药店帮您买了。”沈青禾从冲锋衣口袋里掏出两盒药，放在老太太手里。

李奶奶拉着她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小沈啊，你比我亲孙女还亲。我这个孤老太婆，要不是你……”

“李奶奶，您别这么说。邻里邻居的，应该的。”沈青禾蹲下来，帮老太太把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

隆复生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那袋蔬菜，像个多余的道具。他看着沈青禾熟练地帮李奶奶整理房间、检查药品保质期、用手机帮李奶奶交水电费——每一件事都微不足道，每一件事都透着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耐心和温柔。

他的世界里只有大事：几十亿的并购、市场周期、退出策略、IRR、DPI。他习惯了用望远镜看世界，看到的都是远方的山峰和沟壑，却从来没有低下头，看看脚边那些细微的、具体的、真实的人。

顾衡之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点了一根烟，看着远处连绵的稻田。隆复生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她一直在这里？”隆复生问。

“七年了。”顾衡之吐出一口烟，“当年她从乡村支教回来，考了社工证，就在丁蜀镇做社区工作。工资不高，但她做得很踏实。镇上的人没有不认识她的，都叫她‘小沈’。谁家老人需要照顾，谁家孩子需要辅导功课，谁家遇到困难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隆复生沉默了。

“你知道她为什么来这里吗？”顾衡之看了他一眼，“因为她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陶渊明。她说，‘丁蜀’和‘陶’有关，她就来了。多简单的理由。”

“她……结婚了吗？”

“没有。一直一个人。”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不重不轻地钉进了隆复生的胸口。

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三年前结束的，一段维持了十年的、体面而空洞的婚姻。前妻是某地产集团的大小姐，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媒体称之为“商界最强联姻”。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场婚姻像两家公司的合并，有尽职调查，有股权分配，有对赌协议，唯独没有一样东西——心动。

他们离婚时，前妻说了一句很精准的话：“隆复生，你是一个优秀的CEO，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你把婚姻也当成了一笔投资，计算回报率，控制风险，却忘了感情里最珍贵的东西，恰恰是不可计算的那部分。”

他当时觉得这是无理取闹。现在他明白了，前妻说得对。他确实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工具化了——合伙人、下属、朋友、甚至家人，在他眼里都是某种“资源”或“变量”。他擅长计算，擅长博弈，擅长在零和游戏中成为赢家。但赢到最后，他发现自己的世界里只剩下数字和对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

“复生。”顾衡之掐灭烟头，认真地看着他，“我叫你来，不是让你跟小沈旧情复燃的。我是想让你看看，这世界上还有一种活法，跟你那套完全不一样。你没有输给市场，你是输给了自己。因为你从来没有学会一样东西。”

“什么？”

“居安思危。”顾衡之指了指楼下，“你看这个镇上的普通人，他们收入不高，日子紧巴，但天塌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站在高处过。不在高处，就不怕跌落。而你不同，你站在摩天大楼的顶层，脚下的地基全是杠杆和信用堆起来的。风一吹就晃，你居然还觉得稳。”

“你这话说得……难道站在高处就是错的？”

“不是错的，是危险的。”顾衡之的语气缓和下来，“‘居安思危’不是让你不站高处，而是让你在站上去之前，先问问自己：如果脚下的东西全没了，我还能不能站？如果你只能站在高处，那你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过。”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隆复生脑海中某个淤塞已久的通道。

他想起了《菜根谭》的那句话——“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他终于理解了“逆来顺受”的真义。它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主动地接纳。接纳命运的起伏，接纳失败的可能，接纳自己不是神、只是一个人的事实。当你真正接纳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在顺境时傲慢，也不会在逆境时崩溃。你像一棵树，根扎得足够深，风再大也吹不倒。

而他，过去二十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自己武装成一座碉堡，以为只要火力够猛、城墙够厚，命运就攻不进来。但他忘了，碉堡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只能防守，不能生长。

沈青禾从李奶奶家出来，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李奶奶自己做的桂花糕。“李奶奶非要给的，你们也尝尝。”

三个人下楼，重新回到三轮车旁。沈青禾看了看隆复生，忽然说：“你瘦了。”

“是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可能最近……比较忙。”

“顾老师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沈青禾的语气依然平淡，但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度，“八十亿，不少。”

“是不少。”

“心疼吗？”

“心疼。”他老老实实地承认。

沈青禾点点头，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说了一句让隆复生意想不到的话：

“你知道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吗？五千二。刨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每个月能剩一千左右。李奶奶的降压药一个月三百，对面楼的张大爷糖尿病需要胰岛素，医保报完还要自付四百。镇上还有三个留守儿童，我每个月给他们买点学习用品和牛奶，大概两百。这么算下来，我每个月还能剩一百块。”

她看着他，眼睛清澈得像一泓没有被污染过的泉水：

“隆复生，你亏了八十亿，但你至少还有一辆车，有一盆绿萝，有一个可以去的朋友家。而很多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八十亿’，甚至没有过‘八千块’，但他们也在活着，也在帮助别人，也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

“我不是说你亏了八十亿不值得难过。我是说——你的世界是不是太小了？小到只有数字和输赢？”

隆复生站在三轮车旁边，十一月的风吹在他脸上，带着桂花的残香和远处稻田的干燥气息。他忽然觉得，自己二十年建立起来的那个庞大而精密的世界，在这一刻，被沈青禾这具轻飘飘的、每月五千二百块钱的日常，击得粉碎。

不是她的话有多锋利，而是她所站立的那片土地，比他所有的摩天大楼加起来都要坚实。

四播种者

接下来的一个月，隆复生没有回上海。

他给助理发了一条消息：“所有解约事宜全权委托律师处理。投资人的电话，等我准备好了再一一回复。”助理回了一长串语音，大意是“隆总您不能这样躲着”“投资人情绪很不稳定”“媒体已经在写了”“再不出面就真的无法收场了”。他没有听完，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了抽屉里。

他住在顾衡之家里的客卧。说是客卧，其实不过是书房里多了一张折叠床。顾衡之的书房四面都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塞满了哲学、历史、文学类的书籍。空气里弥漫着旧书特有的气味——纸张纤维氧化后的微甜，混合着灰尘和樟脑丸的清凉。

第一个星期，他几乎都在睡觉。不是普通的困倦，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深层次的疲惫。过去二十年积累的皮质醇像决堤的洪水，冲刷着他每一根神经。他每天早上能睡到十一点，吃完午饭后继续睡，下午三四点醒来，发一会儿呆，然后继续睡。

顾衡之不管他，也不劝他。只是在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在床头柜上放一杯温水和两片维生素。晚上回来时，会带两份盒饭，一份给他，一份自己吃。两个人坐在客厅里，对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安静地吃饭。

有时候电视里会播财经新闻，提到“复生资本深蓝氢能暴雷事件”。主持人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着“截至目前，复生资本尚未就此事作出正式回应”，配的画面是他以前的照片——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站在某次论坛的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上写着“中国私募基金年度峰会”。

他看着电视里的自己，像是在看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那个人，”他有一次指着屏幕对顾衡之说，“我不认识他。”

顾衡之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那你现在是谁？”

“我也不知道。”

“那就慢慢想。不急。”

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出门。最初只是在小区里走走，后来慢慢走远，走到丁蜀镇的街上。镇上有一条老街，青石板路面，两旁的店铺大多是卖紫砂壶的。这里是紫砂壶的故乡，家家户户都跟泥巴打交道。他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匠人，戴着老花镜，正在灯下用一把小刀在紫砂壶胚上刻画。

“师傅，这壶多少钱一把？”他随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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