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捷报下的隐忧（2/2）

从正月十五接到河北前线军报算起，战争已经持续了三个半月，汴京城中的百姓虽为西北大捷欢欣鼓舞，但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最先显现的困难，是物价飞涨。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因靠近前线，粮草征调最为频繁。

江南是有富裕的粮食，但是那还需要漕运运到汴京，然后再在汴京转运到前线，路上光是损耗就要干掉一半；京西大仓是有粮食，但旧的粮食拨出去之后必须有新的粮食的进来，否则汴京及周边的几百万老百姓就会被饿死。

提前开仓放粮已经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了，要是粮食运到河北之后就一直空着，就算是有皇帝的背书，搞不好也要弄出来个“自戕以谢皇恩”，三司使衙门也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还是得想办法往里面运粮。

怎么办？

只能去市面上买粮食！

户部拨了二百万两白银(折合铜钱约四百四十万贯)出来，官府大量收购粮食充作军需，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粮食锐减，米价、面价、菜价接连攀升。

河南其他州县的寻常百姓家中，往日一石米不过四五百文，如今却已涨至一贯有余，足足涨了近两倍，且仍有价无市；汴京城中的百姓虽因漕运便利，物价涨幅略缓，但底层百姓仍能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城南的刘记面馆是城南生意最好的铺户(相当于有门面的个体户)，往日里因物美价廉而深受力工们的喜欢，但现在，一碗加了一片薄肉片的阳春面也从八文钱涨到了十二文。

面对老客户们的质疑，掌柜的苦着脸对熟客解释：“面价涨了，肉价也涨了，我也没法子，总不能让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去。”

面对这种情况，熟客们也只能摇头叹息，然后乖乖的多掏出五个铜板。

没办法，就算是涨价了，刘记面馆的价格依然是最低的。

其次是徭役繁重。

前线需要大量民夫转运粮草、修筑营垒、挖掘壕沟，这是历朝历代战争之时都少不了的事情，就算是一千多年后的淮海地区，那也是数百万民夫推着小推车给大军送寄养、做辅助，一举奠定了胜局。

事实上，王凌一开始并没有征召民夫的打算，因为他一开始并没有扩大战事规模的计划，只想着把辽军驱逐出去就行了，因此他征召了河北几乎所有的地方厢兵，用他们来承担民夫的工作。

但是，战事的规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扩大化的，王凌为了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得不在河北、河东、河西三线开战，那些地方厢兵也被冲入正军，填补防线缺口(也就是填线师)，辅助大军作战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民夫的头上。

河北、京东、京西等路青壮多被征发，家中只剩老弱妇孺，春耕时节，田地里少了壮劳力，不少人家只能让老人、妇女、半大的孩子下地劳作。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田地荒芜的情形，这让各地的地方官忧心忡忡，不是担心春耕，而是担心自己的乌纱帽。

当然，也是有干实事的地方官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上奏朝堂：“青壮尽赴前线，田间唯余老幼，春耕失时，秋收堪忧。”

第三是流民增多。

战火虽未烧至中原腹地，但河北前线附近的百姓为避兵祸，纷纷向内地迁徙。

大批的流民涌入京东、京西诸路，沿途乞食，居无定所，汴京城外，亦有不少流民搭起简陋的窝棚，靠施粥度日。

开封府尹为此焦头烂额，既要安置流民，又要防范治安隐患，每日忙得脚不沾地。

第四是盐铁等物资紧张。

战争消耗大量铁器，尤其是武器，光是西路军歼灭辽军左路军一战，报废的甲胄就有四千套、报废的武器更是多大三万六千多件，这都需要朝廷拨付。

朝廷富贵富，但是如果还沿用以前的政策，那再大的家底也吃不了，只能收紧对盐铁等战略物资的管控，俗称“战时经济”。

随着朝廷对铁器的管控愈发严格，民间铁器价格水涨船高，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铁匠铺都被三司使衙门给包了，但乡下的农户的铁锄头坏了却修不起。

盐价亦因转运困难而有所上涨，偏远州县甚至出现食盐短缺的情形，有百姓无奈道：“打仗打仗，打到最后，连盐都吃不起了。”

这些困难，驻派地方的皇城司与地方监察御史均看在眼里，并一一上奏给了朝廷。

皇城司作为天子耳目，密探遍布京畿及诸路，民间疾苦自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地方监察御史亦纷纷上疏，将各地物价、徭役、流民、盐铁等情形如实奏报。

一时间，朝堂之上，捷报与忧报并陈，喜气与愁云交织。

赵帧接到奏报后，并未因前线大捷而忽视后方的困境。他深知，前线打胜仗，靠的是后方的粮草与民力；若后方民怨沸腾，前线的胜利便难以持久。

于是，他当即召集宰执及六部官员，于垂拱殿议事，商讨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