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1章 牛来了（1/2）

第一部关于牛的文艺片在首映礼上只售出七张票，其中三张是导演母亲托人买的，一张是宣发公司的小助理用工作证混进去的，剩下三张是误购的观众，他们本想看隔壁厅的《狂暴巨牛》。播放到第二十七分钟，一位老大爷站起来冲着荧幕喊：“五毛特效！”随后悻悻离场。在场馆漆黑的角落里，我发现我左边那个人正在哭。

他哭得异常安静，像一条在深海里忽然裂开的冰。眼泪落下来的声音几乎没有，但我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节奏变了，像一架走音的钢琴。影片放到那只牛在黄昏草原上独自站立的时候，他终于没能忍住，发出了一声很短促的呜咽。前排的姑娘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目光里没有嘲笑，只有一种彻头彻尾的迷惑。她大概在想，这两个人在哭什么。

影片结束时，我右边那个人站起来，用一种相当认真的语气对大家说：“起码牛来了里面有牛来，能拿龙标。”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不知是谁先笑了一声，紧接着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只有左边那个人没有笑。他站起来，把围巾重新围好，帽子压低，快步走出了放映厅。我跟了上去。

在影院门口的奶茶店，我看见他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茉莉花茶。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我才发现他很年轻，不过二十出头，眼窝很深，鼻梁很高，皮肤是一种不太健康的白，像长期不见日光的人。他手里捏着一个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上有密密麻麻的划痕，看起来用了很多年。

“我能坐这儿吗？”我问。

他抬头看我，眼里的红还没完全褪去。他点了点头，把桌上的手机和钥匙挪了挪，腾出一块地方。我坐下，想了一会儿，说：“我不是要打扰你。就是……我刚才看见你哭了。”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把那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他说：“你知道影片里那头牛为什么会站在那儿吗？”

我摇摇头。

他翻开那个黑色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推到我面前。我打开，是一份手写的电影票根，时间是2012年6月14日，影片名字是《牛来了》。出品方那一栏写着“未命名影视工作室”，导演是四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票根背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开头第一句是：“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记录，”他说，“那年我十二岁。我爸带我看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012年，他的父亲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独立导演，倾尽所有拍了一部关于牛的文艺片。片长只有七十二分钟，没有明星，没有配乐，大部分镜头就是一头牛在草原上吃草、走动、站立、躺下。制片人说这根本就是在浪费胶片，发行商说这是他们见过最荒谬的项目，但父亲坚持要拍。理由很简单：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天天放牛。那头牛陪了他整个童年，后来被卖掉了。父亲说他想知道那头牛后来怎么样了。

“这算什么故事？”当时十二岁的他在剪辑室里问。

父亲蹲下来，把剪辑台上那段反复回放的牛站立的画面指给他看：“你看它的眼睛。”

他凑近了看。那是一头很老的牛，毛色暗黄，脊背上的骨头一根根凸出来，像连绵的山脊。它站在一片枯黄的草地上，远处是灰蒙蒙的天。它的眼睛是深褐色的，里面有光，一种很淡很淡的光，像快要熄灭的蜡烛在风里晃了一下。它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镜头持续了整整四分钟。

“它在想什么？”他问。

“这就是我想拍的，”父亲说，“不是故事，是那个‘想’本身。”

电影拍完那年，父亲把所有积蓄都赔了进去。母亲跟他离了婚，带着妹妹搬去了另一个城市。他和父亲住在郊区一间月租八百的平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台旧电视。他们靠父亲给广告公司写文案过活，偶尔接一些婚庆录像的活儿。那部电影只在一家小影院放过一场，来了七个人。散场后父亲蹲在影院后门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后来那部片子再也没有公开放映过，胶片封存在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据说长霉了。

第二年冬天，父亲病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住院的那段日子，他每天放学后骑半小时自行车去医院，给父亲带医院食堂的饭菜。父亲瘦得很快，像那头电影里的牛一样，脊骨一根根浮起来。有天晚上，父亲忽然从病床上坐起来，说：“我想再看一遍。”

他找了很久，才从一个当年参与制作的叔叔那里找到一份画质模糊的dVd拷贝。他用父亲的旧笔记本电脑播给他看。病房里很暗，只有荧幕的蓝光照在父亲脸上。放到那头牛站立的画面时，父亲的眼睛忽然亮了，像那褐色的瞳孔里重新燃起了什么。他转过头对儿子说：“你记得吗？那时候你问我它在想什么。我现在知道了。”

“它在想什么？”他问。

父亲笑了一下，瘦削的脸上挤出一个很久违的弧度：“它在想……它站在那里的意义是什么。”

父亲去世后，他把那张手写票根和那张dVd一起收进了那个黑色笔记本。接下来十年，他做过很多事：在餐厅洗过盘子，在网吧当过网管，在婚庆公司给人剪过视频，在剧组跑过龙套。他写过一个关于牛的剧本，投了十几个平台都被退回，编辑说题材太小众，受众在哪？他说，受众就是那些曾经和一头牛生活过的人。编辑笑了笑，没再回他。

他后来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的电影系，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父亲那部片子。导师看完后沉默了很久，说：“技术上确实粗糙，视听语言也不成熟，但我得承认，那个长镜头里牛站立的四分钟，是我见过最孤独的画面。你父亲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不讲故事，他让观众去面对那头牛面对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大多数观众不愿意面对。”

毕业后他去了北京，在一家影视公司做剪辑助理。每天处理的是网大的预告片、短视频平台的切片、综艺节目的花字。他常常在凌晨两点的出租屋里把那部dVd翻出来看，看完就坐在阳台上抽烟，看楼底下环卫工人推着车走过空荡荡的街道。他试着把父亲的片子修复，一帧一帧地调色、降噪，但画质实在太差了，怎么修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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