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2章 借光（1/2）

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但我错了。真正的爱，在于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我们曾经缺少的。这一点，是你教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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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后第七年，母亲终于决定重新装修那间朝北的小卧室。

说是装修，其实不过是把墙上的水彩笔涂鸦用新漆盖掉，把那张一米二的小床连同床底落灰的塑料收纳箱一起，卖给收废品的河南老陈。母亲站在门口指挥工人搬东西，声音很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我靠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看两个穿着沾满白灰工装的男人把床垫竖起来，侧着身子从门框里挤出去。床垫的一角蹭过门框，发出沉闷的摩擦声。

那上面有一小块淡黄的尿渍，是父亲临终前失禁留下的。母亲看见了，别过头去。

“这个箱子还要吗？”工人指着床底拖出来的透明收纳箱问。

箱子里装着我小学到高中的旧课本，最上面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机器猫的图案，已经褪色到看不出原本的蓝色。我走过去把笔记本抽出来，对工人说不要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挥挥手，示意他们继续搬。

那天傍晚下起了雨，很小，像粉末一样飘在空气里。我坐在新腾空的房间里翻那本笔记本。纸张已经发脆，边角卷起来，带着一股樟脑丸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六年级二班，张建军”，旁边画了一辆坦克。

张建军。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裤袋里的水果糖，糖纸已经磨破了，糖块粘连在布料纤维上，要用指头一点点抠下来才能尝到一点甜味。

其实我一直记得张建军。只是很久没有人提起他，久到我自己都以为我忘了。

二〇〇三年，我十三岁，读六年级。张建军是我的同桌。

他个子很矮，坐在第一排，我坐第二排。按说我们不该是同桌，但那时候班主任提倡“一帮一”，让成绩好的学生带成绩差的学生。张建军成绩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数学考试他能把“3+5”算成“35”，还理直气壮地说三和五放在一起不就是三十五吗。

我不算成绩特别好，但比张建军强。于是我们成了同桌。

张建军有一个很特别的本领，他能在三秒钟之内把任何一支新铅笔咬得面目全非。笔杆上布满了细密的牙印，像某种远古生物的化石。他的文具盒里永远躺着三四支这样的铅笔，配一块从中间断裂的橡皮，和一把缺了角的三角尺。

那时候我们刚学到《穷人》那篇课文。渔夫的妻子桑娜在暴风雨夜收留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心里忐忑不安。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读后感，张建军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在课本上晕开一小片，把“穷人”两个字洇得模模糊糊。

第二天交作业，张建军当然没写。语文老师是个快退休的老头，脾气好得不像话，只是用指关节敲敲他的课桌，说：“张建军，你的读后感呢？”

张建军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像是昨晚没睡好。他说：“老师，我不觉得桑娜是穷人。”

“哦？”老师来了兴趣，“说说看。”

“她有丈夫，有两个孩子，有房子，有火炉，还有邻居。她不穷。”张建军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我什么都没有。”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笑出声来。老师没笑，他看了张建军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写板书。

那天下课后我问张建军，你爸妈呢？

他说，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还想再问，但他已经转过头去摆弄那支伤痕累累的铅笔了。铅笔芯断了，他用小刀削，刀片很钝，削出来的木头毛糙糙的，像被啃过。

后来我慢慢拼凑出张建军的情况。他跟爷爷一起住，住在学校后面那条巷子的尽头。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一开始还会寄钱回来，后来就没了音信。他妈等了好几年，最后跟一个卖窗帘的四川男人走了。爷爷年纪大了，在巷口摆了一个修鞋摊，一天挣不到几个钱。

我回家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听完只“哦”了一声，然后说：“多帮帮人家学习。”

第二天上学，我把我妈给我带的牛奶放到张建军桌上。他看了一眼，没喝。

“我不喜欢喝牛奶。”他说。

“给你爷爷喝。”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牛奶塞进书包。那天下午，我看见他课间从书包里拿出那盒牛奶，用吸管戳开，一口一口慢慢喝。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像在吞咽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会多带一样东西。有时候是牛奶，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我妈蒸的馒头。张建军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也从来不解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两条平行流淌的小溪，在某个看不见的暗处交汇。

六年级下学期的春天，学校组织春游，去城郊的一个植物园。每人交二十块钱车费和门票费。张建军在通知发下来的那天下午就去找班主任，说他不去。

班主任问他为什么，他说爷爷这两天腰疼，他要在家照顾爷爷。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他出来的时候表情平静，没有失望，也没有委屈。那种平静让我心里发堵。

春游前一天，我把我存的零花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四十七块。我把二十块钱折成小方块，在放学的路上塞进张建军上衣口袋里。

他站住了，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二十块钱，又塞回给我。

“不用。”他说。

“就当我借你的。”我说。

“不用。”他又说了一遍。

他的眼睛很黑，像两口深井，投下去什么都看不见回声。我没有再坚持。那二十块钱被我带回家，重新塞回存钱罐里。

春游那天，张建军果然没有出现。我们在植物园的草地上野餐，同学们打打闹闹，我坐在一棵银杏树下，总觉得身边空荡荡的。回去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往外看，路过学校后面那条巷子时，我好像看见张建军的爷爷坐在巷口的修鞋摊前，低着头在给一只皮鞋换鞋底。张建军蹲在旁边，手里端着一碗面。

大巴很快开过去了，那个画面只在车窗上停留了不到一秒。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张建军一连三天没来上学。我去问班主任，班主任说张建军打电话来请假，说爷爷住院了。

第四天，张建军来了。他瘦了一圈，颧骨显得很高，校服穿在身上晃荡。那天的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我写数学作业，他在旁边用圆规尖在橡皮上扎洞。

“我爷爷是肺癌。”他突然说，声音很低，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停住笔。

“晚期了。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他继续说，手里的圆规还在扎，一下一下，把橡皮扎出一个蜂窝状的图案，“我在医院里想，要是我爸还在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号码。我找遍了家里所有地方，没有他的号码。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回来，是三年前。三年前我还小，我记不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十二岁，我所有的词汇里找不出一句能承接这些话的句子。

“张建军……”我张了张嘴。

“我要去打工。”他说，“我听人说，工地上搬砖，一天能挣五十块。五十块够爷爷在医院住一天了。”

“你才十三岁。”

“十三岁怎么了。”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让我想起他那支被咬得稀烂的铅笔，“我不小了。”

那天放学，我跟着他一起走。我们沿着学校外面的小河走，河面上漂着一些柳絮，白茫茫的，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他走在我前面半步，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上，他也不往上拉。

“我小时候，”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风里显得很轻，“我妈还没走的时候，她喜欢在阳台上种太阳花。红的黄的粉的，满满一盆。她跟我说，太阳花好养活，只要给点阳光就开，也不怕旱。我那时候想，我要是太阳花就好了，给点阳光就开。后来我妈走了，院子里的太阳花全枯死了。我浇过水，每天都浇，还是死了。”

“可能是浇太多了。”我说，“太阳花不用天天浇水。”

他愣了愣，回头看我一眼，笑了：“早说啊。”

那个夏天，张建军没有去工地。班主任帮他联系了学校，学校又联系了社区。爷爷住进了社区补贴的安宁病房，学费被减免了，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每周去他家帮他补课。

我不知道在这背后有多少人伸了手。张建军从没有跟我提过这些，好像那些帮助是水，他是鱼，鱼在水里不需要问水从哪里来。

六年级最后一天，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所有学生都要跟自己的同桌互赠礼物。我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支钢笔，装在蓝色纸盒里，系上银色的丝带。

张建军给我的是一张他画的画。画在一张作业纸上，铅笔画的，上面是一座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大片太阳花，每一朵都用细细的线描出花瓣，有的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还有的涂成粉色。

“以后我会种很多太阳花。”他说，“在老家。如果我有老家。”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很亮。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类似希冀的东西。

那天放学他绕远路送我回家。走到我家楼下的梧桐树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给我。是一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像揣了很久。

“没什么好送你的。”他挠挠头，“这个甜。”

我接过糖，攥在手心里。糖已经被他的体温捂得有些软了。

“张建军，”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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