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一双新鞋，牵出厂里的鬼（1/2）
孙建国到厂保卫科报到，是六月底的事。
调令是市公安局下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加强军工企业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这话听着正经，放在文件上也挑不出毛病。
真正的原因，没写在纸上。
上级收到线报，这一片的军工系统里可能有漏洞。
什么漏洞，线报没说。
只给了四个字。
注意异常。
孙建国三十八岁，在市局刑侦科干了十一年，办过命案，蹲过窝点，跟踪嫌疑人最长的一次，连续盯了十九天。
十九天是什么概念？
人都快盯成路边电线杆了，嫌疑人放个屁，他都能猜出早饭吃没吃红薯。
调到厂里来之前，他以为军工厂的保卫工作，无非就是看看大门，查查出入证，防防小偷小摸，再顺手调解一下工人家属吵架。
来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红星厂不是普通厂。
这地方有铁皮屋顶，有红砖墙，有灰扑扑的大烟囱。
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端着搪瓷缸子去食堂打饭。
表面上和别的国营厂没什么区别。
可这里造的是枪，是炮，是国家攥在手里的硬东西。
普通厂丢一袋水泥，顶多厂长拍桌子骂娘。
军工厂丢一个参数，外面也许就有人拍桌子庆祝。
报到第一天，孙建国没有急着去各车间转悠，也没有摆新官上任那三把火。
他先把厂里近三年的保卫档案要了出来。
档案柜锁着，钥匙在前任保卫科长手里。
前任姓周，五十二岁，上个月刚退。
走之前把钥匙交到厂办，厂办又转给了他。
孙建国拿到钥匙，打开档案柜的时候，还以为会看到厚厚一摞材料。
结果柜门一开，他差点以为自己开错了地方。
档案很薄。
三年，一共记了十七起事件。
十二起是职工之间打架斗殴。
三起是家属区丢东西。
一起是外单位人员未经登记进入厂区。
还有一起是——
孙建国在这一页停了很久。
“1973年11月，三车间成品库房门锁被撬，经检查未发现物品丢失。”
门锁被撬。
地点是成品库房。
结果是没丢东西。
处理结果：更换门锁，加强夜间巡逻。
就完了。
没有现场勘查记录。
没有痕迹提取。
没有嫌疑人排查。
没有询问笔录。
一个军工厂的成品库房被撬了锁，保卫科的处理，跟居委会处理丢鸡差不多。
鸡丢了还得问问隔壁王婶有没有看见黄鼠狼。
这可是成品库房。
孙建国盯着那页纸，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
他干刑侦这么多年，最怕的不是坏人聪明。
坏人聪明，至少还有迹可循。
最怕的是自己人糊涂。
糊涂起来，能把筛子当铁桶用，还挺自豪。
孙建国把这份档案单独抽出来，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接着，他开始做一件没人要求他做、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
摸底。
不是摸技术的底。
他不懂枪管淬火，也不懂膛线加工，更不知道陈衡那个少年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他要摸的是人的底。
一个月下来，他把全厂四百六十七名在册职工的基本情况过了一遍。
军工厂的人事档案比一般企业详细。
每个人的籍贯、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入厂时间、岗位变动，都有记录。
孙建国一份一份地看。
白天看。
晚上看。
看得眼睛发酸，看得茶缸子里的茶叶都泡成了烂菜叶。
整整三个星期后，他从里面挑出了九个人。
不是说这九个人一定有问题。
而是这九个人的档案里，有“不太对劲”的地方。
有的是社会关系栏里某个亲属的信息前后矛盾。
有的是入厂前那段经历写得含糊。
有的纯粹是他的直觉。
干了十一年刑侦养出来的直觉。
这东西听起来玄乎，其实一点也不玄。
鬼见得多了，半夜有人披白床单从墙根下过，就不会只当他是去晒被子。
九个人里，有七个在进一步核实之后被排除。
剩下两个，他继续盯着。
其中一个，就是李大全。
李大全，男，三十四岁，1966年从省城机械厂调入，分在热处理车间，操作淬火炉。
档案上的履历干干净净。
三代贫农。
本人初中文化。
入厂八年，没犯过纪律。
每年评语都是那几句：工作认真，团结同志，服从安排。
这种评语孙建国看得太多了。
写谁都差不多，换个名字就能接着用，比食堂大锅菜还省事。
孙建国最初注意到李大全，不是因为档案。
是因为一双鞋。
七月初的一天中午，孙建国在食堂排队打饭。
他排在李大全后面。
无意间低头一看，李大全脚上穿了一双回力球鞋。
白帮蓝底。
新的。
一双回力鞋，七块二。
这个价钱对城市居民来说不算天价。
可对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的车间工人来说，不是随随便便就买的东西。
孙建国当时没多想。
工人辛苦，攒几个月钱买双好鞋，也正常。
第二天，他又在厂区里碰见李大全。
这回，李大全手腕上多了一块表。
上海牌。
全钢壳。
一百二十一块。
这就不对了。
一双新鞋，可以说是攒钱买的。
一块上海牌手表，也可以说是咬牙买的。
可两样东西前后脚出现，就像一个天天吃窝头的人，突然拍出一桌红烧肉，还说自己最近胃口不好，随便吃点。
谁信？
孙建国没有声张。
他开始留意李大全的日常。
不是专门盯。
就是“恰好”在食堂，“恰好”在厂区路上，“恰好”在车间门口多看两眼。
干刑侦的都懂，真正的跟踪不是贴着人屁股后面走。
那叫给人送提醒。
真正的盯人，是让对方觉得你从来没盯过他。
七月八号，李大全请了半天假。
理由是家里老母亲身体不好，要去镇上买药。
孙建国在门卫值班记录上查到，他下午两点出的厂，四点四十回来的。
两个半小时。
镇上的卫生所离厂区骑车二十分钟。
买药看病，撑死一个钟头。
剩下那一个多小时，干什么去了？
七月十二号，又请了半天假。
理由还是买药。
孙建国去门卫室找老刘聊了一会儿。
老刘是个老门卫，嘴上叼着旱烟杆，眼睛不大，记性倒不错。
话赶话地问到李大全，老刘嘬着旱烟说：“这个月他请了三回假了，上个月好像也是两回。他妈到底什么病啊？”
孙建国问：“你没问？”
“问了。他说老寒腿，要定期拿药。”
老寒腿。
定期拿药。
七月份。
三伏天。
这理由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只能说听起来像拿棉袄去蒸桑拿。
孙建国回办公室，翻出李大全近半年的考勤表。
从今年二月开始，他每个月请假两到三次，都是半天，全是“家中有事”或者“看病买药”。
之前呢？
去年一整年，请假总共四次。
二月份开始，突然变了。
一个人的习惯突然发生变化，背后一定有原因。
可能是家里出了事。
可能是身体出了事。
也可能是心里多了鬼。
孙建国把考勤表上的日期一个个抄下来，又去供销社转了一圈。
他跟供销社的营业员都混了个脸熟。
保卫科的人，跟谁都能搭上话。
你说他闲聊也行，说他工作也行，反正最后总能聊出点东西。
“李大全？热处理车间那个？”
柜台后面的小赵想了想。
“他上个月来买过一条飞马烟。对了，还买了两罐水果罐头，黄桃的。”
飞马烟，五毛三一包，一条十包，五块三。
黄桃罐头，一块二一罐。
加上回力鞋。
加上上海牌手表。
孙建国坐在办公室里，把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纸上，加了一下。
光是他看到的、查到的这几样，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块。
李大全月工资三十六。
就算他媳妇在镇上缝纫社也挣点，两口子加起来不会超过六十。
养两个孩子，还有个老母亲。
钱从哪来的？
这年头钱不会自己长腿跑到口袋里。
更不会专挑热处理车间工人的口袋钻。
孙建国给市局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查一件事。
李大全1966年调来之前，在省城机械厂的那段经历。
档案上只写了“1962年至1966年在省城机械厂任钳工”，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他想看看省城那边有没有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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