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七个人，一门炮（2/2）

李梅抬起头，看见是他，没站起来，只是把脚从膝盖上放下来，把书合上。书合上的时候带起一小股灰尘，在窗边的光线里翻飞了一会儿。

“陈工。”语气很平。不是冷淡，就是平。

“我要组一个研究室，”陈衡说，“缺搞自动控制的。”

李梅没接话。她把书放在桌上，手指在书脊上来回摸了两下。中指第一节指节上有一个老茧——长期握笔磨出来的。

“你研究室有没有资料看？”她问。

这个问题把陈衡问住了。他准备了工资待遇、工作强度、研究条件，但李梅问的不是条件，是资料。

她二十五六岁，北理工毕业，全厂唯一一个学自动控制的。分到厂里以后被安排在技术科，但技术科干的都是机械设计，她插不上手。没人知道怎么用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这一年里她大概把能看的书都看完了，包括这本英文原版的，翻得起了毛边。

“有。”陈衡说，“跟着干就有。”

李梅盯着他看了三秒钟。

“行。”她说。

她把钢笔帽套上，拧紧，把笔记本合上，三样东西叠在一起。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紧不慢，手指稳当的。

陈衡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人齐了统一通知。”

李梅已经重新翻开了书，听见这话只是抬了抬下巴，算是答应了。

从资料室出来，天已经擦黑了。陈衡走回办公室，桌上那张纸还摊着，六个名字，六个问号。他坐下来，拿起铅笔，在最后一个问号上补了一笔——这一笔没断。

第二天上午，老周把他侄子领来了。

老周全名叫周德厚，四十八岁，厂里的老检验员。检验科干了二十年，手里的千分尺比别人的眼睛还准。他把侄子从隔壁县领过来，坐了两小时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周小军的裤腿上还沾着农机厂的铁屑。

陈衡在办公室里见的人。周小军站在门口，老周推了他一把，他才迈进来。小伙子二十出头，个子不高，肩膀宽，脖子粗。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一件领子变形的秋衣。

陈衡看他的手。手掌大，手指粗，指节处的皮肤硬得像砂纸。手背上有几个烫伤的疤，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黄豆。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东西——长年累月洗不掉的。机油渗进了指甲缝，渗进了皮肤纹理，再怎么洗，总有残留。

陈衡没让他坐，也没倒水。他把一块毛坯钢扔了过去。

拳头大小，圆柱形，表面粗糙。周小军伸手接住，接的动作是本能——看见东西飞过来，伸手就抓，车间里干久了养成的。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毛坯，又抬头看陈衡，没说话。

“车一个直径三十毫米、公差正负零点零二的圆棒。”

老周站在旁边，嘴巴动了动，咽回去了。他在检验科待了二十年，知道规矩——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车一根棒子。

周小军拿着毛坯站了两秒，然后转过身，走向墙角的车床。

那台车床是研究室唯一的设备，老式的C620，八成新，是陈衡从设备科硬要来的。周小军走到车床前，没急着动手，先绕着机床走了一圈，弯腰看了看床身，用手摸了摸导轨。

看床身是看稳不稳，摸导轨是看平不平。一台陌生的车床，先摸清脾气再动手。

他检查完了，站到操作位置，拉下电源开关。车床嗡的一声转起来，声音均匀，没有杂音。他听了几秒，点头——是对自己点的。

装卡盘。左手扶着毛坯，右手紧卡盘，三个爪依次收紧，每一下都拧到同一个力道。装好了，他用扳手在卡盘上敲了两下——跟钱宝根一模一样的习惯，敲两下，听声音判断紧没紧。

开主轴，选转速，对刀。左手扶着进给手柄，右手握着横向进给轮，眼睛盯着刀尖和工件的接触点。第一刀进去的时候，他的手微顿了一下——试刀，试工件硬不硬，试车刀快不快，试车床有没有虚位。顿了不到半秒，手劲变了，进刀顺畅起来。

铁屑从刀尖上卷出来，细长的，连续的，在灯光下泛着蓝色。切削液流下来，浇在刀尖和工件之间，发出细小的嘶嘶声。

周小军站在车床前面，身子微前倾，膝盖微弯，重心落在脚掌上。眼睛没离开过刀尖，偶尔扫一眼刻度盘，马上又回到工件上。

陈衡靠在桌边，没说话。老周在旁边站着，呼吸声越来越重。

十分钟。

周小军停了车床。主轴慢慢停下来，工件在卡盘上转了最后一圈，停住了。他松开卡盘，把工件取下来，拿抹布擦了擦，转过身，递给陈衡。

一根亮闪闪的圆棒，表面光洁，没有振纹，没有划伤，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金属光泽。陈衡接过来，手指碰到的表面还带着切削的余温。

他走到桌边，拿起千分尺。测砧夹住圆棒，轻轻旋动棘轮，直到棘轮发出三声咔哒。

低头看刻度。

直径三十点零一毫米。

公差正负零点零二，三十点零一在范围内。

陈衡放下千分尺，看着周小军。周小军站在车床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块擦工件的抹布，攥得很紧，指关节发白。

“留下了。”

周小军把抹布放在车床上，点了点头。他点头的样子跟他二叔不一样——直着脖子点的，下巴往里收一下，马上抬起来。是那种知道自己有手艺的人才会有的点头方式。

老周在旁边呼出一口气，声音大得像气球漏气。他走过去拍侄子的肩膀，拍得周小军往前踉跄了一步。

“那行，我先回去了。这孩子你多管教。”

陈衡把老周送到门口，老周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陈，这孩子手艺没问题，就是话少。有啥事你多担待。”

陈衡说知道了。

老周走了。陈衡回到办公室，周小军还站在车床旁边，不知道该站哪儿。他刚才车完棒子就把工具归置了——车刀放回刀架上，扳手挂在工具箱的钩子上，抹布叠好放在一边。收拾得整齐，但活干完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你坐。”陈衡指了指椅子。

周小军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还在不自觉地摩挲——手里少了什么东西，不习惯。

陈衡走回桌边，拿起铅笔，在纸上第六个名字后面写了两个字：留下。

然后他撕了一张纸，开始写通知。通知上写了六个名字：刘建国、钱宝根、王建设、周小军、李梅，还有老周——老周是兼职，不算正式编制，但陈衡还是把他写上了。

写完了，他数了数，加上他自己，七个。

七个人。最大的六十三，最小的十八。一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画线不敢用力。一个是返聘的老车工，手糙得像树皮。一个嫌热处理脏、爱擦皮鞋的中专生。一个在小县城农机厂里快发不出工资的年轻车工。一个全厂唯一搞自动控制、却没人知道怎么用的女技术员。一个在检验科干了二十年的老检验员。

还有一个他自己。

陈衡把通知写完，叠好，装进信封。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天黑了，厂区的路灯亮着，黄色的光照在地上，几个晚班工人骑着自行车从楼下经过，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细的沙沙声。

他拉上窗帘，关了台灯。拉线开关“啪”地响了一声，屋里暗了下来。

第二天，人齐了。

陈衡通知的是下午两点，会议室集合。会议室就是研究室隔壁那间屋子，原来是个小仓库，收拾出来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盖着一块灰布。屋子不大，七个人坐下刚好，第八个人就挤了。

下午两点差五分，陈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人已经到齐了。

刘建国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笔记本，钢笔帽已经拧开了。钱宝根坐在靠门的位置，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生产者”五个红字，磨得只剩“先进”两个字还完整——缸子里泡着浓茶，叶占了半缸。老周坐在钱宝根旁边，也在喝茶。

小王坐在另一头，今天穿了一双旧布鞋，鞋面上有油渍，工作服显然是昨晚洗过了，肩膀上还有衣架撑出来的印子。周小军坐在小王旁边，坐得直，手放在膝盖上，还是在摩挲手指。李梅坐在窗户。

陈衡站在桌前，没坐下。他扫了一圈在场的人，然后开口了。

“咱们要干的活，”他说，“比护身符难十倍，时间紧十倍。”

屋子里没人说话。

“谁干不了，现在说。”陈衡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我不拦着。现在站起来，走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但要是留下来，干到一半说干不了——”

他停了一下。

“那就不是走不走的问题了。”

烟味浓了起来——老周在抽烟，钱宝根在抽烟，小王也点了一根。三烟的烟雾搅在一起，在头顶盘成一个灰白色的层。

没有人站起来。

刘建国推了推眼镜，食指按在鼻梁上，往上推了两毫米，按得指腹压红了。

钱宝根弹了弹烟灰，用小指轻轻一扫，扫到地上。端起缸子，喝了一口茶，茶叶渣子粘在嘴唇上，他用舌头舔掉了。

小王把烟掐了。桌上没有烟灰缸，他在桌角摁灭烟头，摁完放在脚边，用鞋尖踩住。

周小军的手停住了。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李梅把腿放下来了。

陈衡等了五秒钟。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人站起来说“我退出”。

没有人站。

他转过身，走到黑板前面，伸手捏住灰布的一角。灰布是旧的，布料发硬，捏在手里粗粝的。他用力一扯，布落下来，堆在地上。

黑板上画着一张图。

迫击炮的总体结构图。炮管在最上面，都画得清楚楚——炮管的长度、口径、膛线，炮架的折叠结构，座钣的三角形支撑，瞄准具的刻度。粗线是结构轮廓，细线是尺寸标注。有些地方画错了，用黑板擦过，留下一片灰白的痕迹，在上面重新画过。

这张图是陈衡昨天晚上画的。从晚上八点画到凌晨两点，六个小时。画完的时候右手抽筋了，手指蜷起来伸不直，他用左手一根一根地掰开的。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不动了。手里夹着烟的人忘了吸，烟雾从烟头上直地升上去，细的一缕。

所有人都盯着那张图。

钱宝根第一个开口。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眯着眼看那张图。嘴唇动了两下，像是无声地念了什么。然后他转过头，看着陈衡。

声音有点哑：“这是……炮？”

陈衡站在黑板旁边，把手放下来，垂在身侧。

“这是咱们要造的东西。”他说。

窗外有麻雀叫。叫声很细，隔着玻璃传进来。阳光从西窗照进来，落在黑板的一角，粉笔画的线条被照得发亮，那些白色的线像是自己会发光一样。

七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