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东珠(1/2)
上海落着小雨。
律所的电梯坏了一部,李东珠爬了十四层楼梯上去。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声音在水泥回廊里一格一格地响,值班保安从工位上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这个时间,整层楼只亮了一半的灯,她一个人占了一整面落地窗。
工位上有个铁皮饼干盒,是她去年搬工位的时候带过来的,一直没打开过。
今天她打开了。
盒子里是三样东西。一张身份证,一张黑白照片,一把小刀。
身份证是她的,用的是旧照,刚拿学位那年拍的。照片上的她穿白衬衫,头发披着,眼睛清清亮亮的。她把身份证拿起来对着灯看了看,又放回去。十四年了,身份证换过三次,这张她一直没扔。
黑白照片是母亲。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字很秀气:东珠七岁,苏州。照片上,母亲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站在狮子林的假山前。小姑娘穿着灯芯绒的裙子,头发扎成两个小刷子,笑得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母亲笑着,眼睛看的是镜头,手却把女儿的手攥得很紧。
小刀,就是那把英吉沙。牛皮鞘上的旧痕在灯下泛着暗光,柄上银丝缠得细密,松石嵌得清清淡淡,隔着鞘,能摸出刃口那道云纹的弧度。
她把三样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然后打开电脑,开始改第十一稿。
风险披露条款,逐条过。改到第四页,她停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卷宗,另一单委托。委托人是个五十八岁的女人,丈夫走了,儿子在国外,一套房,遗嘱写了三分。老人说,儿子小时候,丈夫天天喝醉,打,孩子吓得躲床底下。她改这一单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卷宗合上,她往窗外看。雨落在玻璃上,一道一道往下淌,把对面的写字楼切成一条一条的。
她想起七岁那年,母亲收拾行李的那个晚上。
那天她爸不在家,喝多了,回来看到桌上的箱子,第一句话是:想上哪儿去。第二句话,是抬手。
那一巴掌,李东珠隔着一堵墙听的。她缩在自己房间里,把门锁了,坐在床沿上,听着外面的声音,一声,一声,数到第四声,就不敢再数了。她记得母亲没有还手,也没有喊。后来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不走。母亲说,走了,你怎么办。
十四岁那年,母亲真的走了。带着她。
走的那天,母亲跟她说:从今天起,你姓李。你爸的事,你记住,但是不要去想。
十四岁的李东珠点了头。她那时候不懂,为什么记忆里的事,母亲不许她想。现在她懂了。母亲不是要她忘,是要她活着,像一棵被修剪过枝的树,先活下来,再慢慢长直。
母亲在这十四年里,做了一件让她一直想不通的事。
她从没在李东珠面前说过赵西楼一句坏话。
一个字都没有。
离婚协议,财产分割,孩子抚养,那些条款印在纸上,母亲看都没看,签了字。母亲说,钱留给那个人花吧,你要什么,妈挣给你。母亲开始做小生意,早市出摊卖早点,后来盘了个铺面,再后来开了一家小店,一家一家地攒。冬天凌晨四点起床,夏天蹬三轮送货,十年,攒出了一套小房子,一套在苏州买墓地的钱,和女儿从中学到法学院的全部学费。
母亲临走前那半年,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清醒的时候,拉着女儿的手说的都是些琐碎:苏州墓园朝南,风小;家里钥匙在她红绳上,别丢;冬天脚要暖。
糊涂的时候,她喊过一个名字。
不是赵西楼。是她自己的名字。
“西楼,”她说,“西楼。”
声音很轻,像在对很远的地方喊。
李东珠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没有纠正她。有些名字,你纠正不了。有些名字,它自己会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住上一辈子。
母亲走后,李东珠整理遗物,在箱底翻到一个铁盒子。盒子上锁,钥匙她找了一星期。后来在母亲缝纫机抽屉的夹层里找到了,插进去,咔哒,开了。
盒子里是一张离婚证,一本存折,一沓信。
离婚证。一九九八年。
存折是空的。户名是她母亲的名字,户名那一栏,当年登记的时候,是赵西楼去办的,用的是两人的身份证。母亲一直留着这张空存折,十四年,没销户。
信,一共七封。都是父亲写给母亲的。落款时间是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二年,赵西楼生意最好的那几年。每一封信都不长,措辞跟本人一样,横。第一封只有一行字:孩子上学了没有。第二封多一点:孩子成绩单寄一份来。第五封多了一些:最近腰不好,天冷了,让她加衣。第七封,最后那封,只有六个字:别让她进这个行。
这七封信,母亲一封都没回。但每一封都拆开看过,重新封好,按时间排好,压在箱底。
李东珠把那七封信读了两遍。
第七封那六个字,她读了很多遍。
别让她进这个行。
她读这句话的时候,是母亲走后的第七天,她刚接过一单案子的定金,那个案子的标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她读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在这一行里了,而且进来了就再没打算出去。
她把七封信放回铁盒,锁上,放回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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