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太原城的叫花子（1/2）
孙泥鳅是第五天傍晚走到太原城的。
一百六十里山路，他走了两天一夜。出发时魏和尚给他塞了五块黑豆饼和一小包盐巴，黑豆饼在第一天就吃完了，盐巴没动——那是给他万一被抓了，用来往伤口上抹的，疼是疼，但能消毒。第二天他一整天粒米未进，只在路边捧了几口雪水喝。走到太原城外护城河边时，他的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但他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在河边的乱草丛里蹲到天黑，一边观察城门岗哨的换岗规律，一边等体力恢复。
太原城比他上次来的时候戒备更严了。东门外加了双岗，四个鬼子兵分站城门两侧，刺刀在探照灯下反射着冷光。旁边还站了两个伪军，挨个检查进出城百姓的良民证。天黑之后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只有侧面的一个小门开着供夜归的人通过，但每个人都要被伪军从头到脚搜一遍。孙泥鳅远远看着一个卖炭的老汉被伪军翻遍了筐底，连炭灰都要倒出来看看底下藏没藏东西。
他不打算从城门走。他那身叫花子装扮虽然逼真，但良民证是假的——老郭用缴获的空白证件仿制的，纸张和印章都够真，但经不起仔细比对。万一被扣下来盘问，他那一口平安城口音在太原城里一开口就露馅。
天黑透了之后，孙泥鳅沿着护城河摸到了城墙东南角。他在出发前已经把魏和尚画的那张排水沟位置图背得滚瓜烂熟——从护城河边一棵歪脖子柳树往北数三十步，城墙根下有一个半人高的石砌涵洞，那就是排水沟的出水口。冬天护城河结了冰，冰面上覆着一层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先用脚尖探一下冰面结不结实，手里的打狗棍横在身前当平衡杆。
歪脖子柳树还在。树冠被冬天的风吹得光秃秃的，枝条上挂着冰凌，在月光下像一把倒悬的匕首。孙泥鳅从柳树根往北数了三十步，果然在城墙根下找到了那个涵洞。涵洞口原本应该有铁栅栏封着，但铁栅栏年久失修，底部的铁条锈断了两根，露出一个刚够一个人钻进去的口子。口子边缘的锈迹上挂着几缕布丝——看起来以前也有人从这里钻过，可能是城里的乞丐或者逃难的老百姓。
孙泥鳅没有马上钻。他先趴在涵洞口的雪地上听了将近十分钟——洞里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脚步声、有没有狗叫。确认什么声音都没有之后，他才把打狗棍先伸进去探了探深浅，然后缩着肩膀一点一点往里蹭。涵洞的内壁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手摸上去刺骨的凉，冰面下能摸到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苔。洞底的淤泥冻得硬邦邦的，走起来反而比夏天好走，至少不会陷进烂泥里。
排水沟往城里延伸了大约两百米，出口在城墙内侧一条偏僻的巷子里。巷子两边全是废弃的旧房子，墙倒屋塌，院子里长满了枯草，一看就是好多年没人住过的样子。孙泥鳅从排水沟里爬出来，蹲在墙角阴影里把身上的泥和雪拍干净，然后把打狗棍夹在腋下，缩着脖子弯着腰，进入了“叫花子”状态。
太原城里的夜晚比平安城热闹得多。虽然鬼子实行宵禁，主要街道上有巡逻队来回走动，但背街小巷里还是有偷偷出来活动的老百姓。有的在井边打水，有的在门口烧纸钱——大概是家里死了人没法出城上坟，只能在城里找个角落烧几张纸。还有几个乞丐蹲在一座破庙门口分捡来的菜叶，看见孙泥鳅走过来，警惕地盯着他看了几眼，确认他不是来抢地盘的才收回目光。
孙泥鳅没有理那些乞丐，径直往铁器街方向走。老郭给他画的那张铁器街地图他路上已经记熟了——从城墙东南角往西走三条街，过一个十字路口，左手边第二个巷口拐进去就是铁器街。街上从南到北依次是周记铁铺、三盛合五金行、义兴隆农具店，然后是协兴隆修理铺。协兴隆的门面夹在一家茶庄和一家米店中间，铺面不大，门头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木匾，字漆已经斑驳了，但“协兴隆”三个字还能认出来。
孙泥鳅没有直接去敲门。他先在铁器街对面的一条暗巷里蹲了将近一个时辰，把协兴隆周围的动静摸了个一清二楚。铁器街白天是太原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但到了晚上所有铺面都关了门，街上冷冷清清的。鬼子巡逻队每隔四十分钟经过一次，路线固定——从东大街拐进铁器街，走到街尾的十字路口右转，从西大街绕回去。伪军警察局就在铁器街斜对面，门口挂着一盏马灯，灯下有哨兵站岗，但哨兵缩在门洞里抱着枪打盹，显然没把站岗当回事。
确认巡逻队刚刚过去之后，孙泥鳅从暗巷里闪出来，贴着街边的墙根快步走到协兴隆门口。他伸手在门板上轻轻敲了三下——两短一长，这是老郭信里约定的暗号。等了一会儿，没人应。他又敲了一遍，这次稍微加了点力。又等了一会儿，二楼的一扇窗户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个压低的男人声音从窗户缝里传下来。
“谁？”
“郭师傅让我来的。”孙泥鳅把脸从破帽檐下露出来，对着窗户缝说，“您是钱老板？老郭托我给您带封信。”
窗户关上了。过了大约两分钟，铺面的门板从里面卸下一块，露出一条刚好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缝隙。一只手从缝隙里伸出来朝孙泥鳅招了招，他侧身挤进去，门板立刻在他身后重新装上了。
铺面里黑漆漆的，只有柜台上点着一盏豆粒大的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孙泥鳅看清了钱老板的模样——五十出头的年纪，瘦长脸，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戴着一副用铜丝缠着腿的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又小又亮，透着手艺人的精明和谨慎。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袍，袖口上沾着机油和铜屑，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信呢？”钱老板伸出手。
孙泥鳅从破棉袄的夹层里掏出那封用油纸包着的信。钱老板接过信没有马上拆，而是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封口完好没有被拆过的痕迹，才撕开封口抽出信纸。老郭的字迹他显然认识——刚看了开头几行，脸上的戒备神色就松了一半。他把信从头到尾看完，把信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看着纸灰落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碎。
“老郭在平安城开了修理铺？”钱老板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他倒是命大，能从太原兵工厂逃出去。去年鬼子在兵工厂抓了好几个往外面带零件的工人，在厂门口枪毙的，我亲眼看见了。老郭要是没跑，估计也跑不了那一拨。”
“郭师傅现在好得很。”孙泥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回答，“他在平安城开了间修理铺，修枪修农具，生意不错。就是缺一台手摇车床，有些精密活手工做不了，托我来太原问问您这儿有没有淘汰不用的旧车床，价钱好商量。”
钱老板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他的目光透过镜片上下打量着孙泥鳅——破狗皮帽子、满脸锅底灰、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露着脚趾的草鞋。这身打扮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经来谈生意的。钱老板不傻，他经营修理铺几十年，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一个从平安城走一百六十里山路来太原买旧车床的“伙计”，穿着叫花子的衣服从排水沟里钻进城——这根本不是正经生意，这是八路军的买卖。
“你不是伙计。”钱老板忽然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你身上那股味不是机油味，是硝烟味。我鼻子灵得很——在修理铺干了几十年，火药味和机油味我分得清。你手里拿的也不是打狗棍——握法不对。那是端枪的手势。”
孙泥鳅心里一惊。他在特战队待了这么久，化妆侦察从来没出过岔子，这是头一回被人当面拆穿。他本能地往后绷紧脊背，余光扫着身后的门板和侧面通往后院的门帘，脑子里已经做好了三种撤离预案。但钱老板没有声张，也没有去拨电话，而是走到柜台后面把煤油灯的灯芯又拧小了一圈，铺面里几乎全黑了。然后他弯下腰，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块布帘子把临街的门缝遮住，这才重新站直身子。
“别紧张。我要想告发你，刚才就不会让你进门。”钱老板把声音压得极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老郭在信上没说你是干什么的，但我知道他投了八路。去年冬天有人在平安城附近见过他，说他在帮八路修枪。他要车床，不是给自己用——是给你们用。我没说错吧？”
孙泥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把打狗棍靠在墙上，双手垂下来，站姿放松了一些。他的手不再握拳，而是把脏兮兮的手掌摊开来给钱老板看——手掌上全是老茧和冻疮，指甲缝里的污垢厚得看不出本来颜色。这是一双穷人的手，一双干活的手，没有拿枪的痕迹。但钱老板的目光只是在那双手上扫了一下就移开了——他知道真正的痕迹不在手上，在眼神里。这个叫花子即便装得再像，那双眼睛里偶尔闪过的警觉和锐利，不是一个普通乞丐该有的东西。
“你不用担心。”钱老板忽然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有些疲惫，“我儿子前年死的。在晋祠那边修铁路，被你们的地雷炸死的。他本来是个好铁匠，被鬼子抓去修铁路，干了半年，那天他推的矿车压上了地雷。鬼子不给收尸，尸体在铁轨上晒了两天，最后是我花了二十块大洋托人把尸体运回来的。运回来的时候人都臭了。”
他说这些话时没有抬头，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摩挲着柜台上一个铁质的钟表零件，那只钟表零件已经摩挲得锃亮，边缘光滑得像被盘了多年的核桃。煤油灯的微弱光线映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就想明白了——鬼子不死，老百姓没好日子过。但我是个修钟表的，手里没枪，腿脚也不好，打不了仗。你们要车床，我给你们。不要钱。”他抬起头来，那双在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得很亮，“就一个条件——用这台车床造出来的枪炮，多杀几个鬼子，替我儿子把那条命讨回来。”
孙泥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来，握住了钱老板那双布满机油和老茧的手。
“钱老板，别的我不敢保证。但用这台车床修好的枪、造出来的手榴弹，打死的鬼子——每一个都算您儿子一份。”
钱老板把手抽回去，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然后重新戴上老花镜，变回了那个精明谨慎的修理铺老板。他走到铺面后墙，推开一扇暗门，露出一间狭小的库房。库房里堆满了各种零件和半成品，货架上码着铁皮盒子，每个盒子外面都用粉笔写了零件名称。墙角有一台被油布盖着的机器，油布上落了厚厚一层灰，看起来已经好几年没动过了。钱老板走过去掀开油布，露出来的就是那台德国造的手摇车床。
车床比孙泥鳅预想的要大一些。铸铁床身，手摇飞轮，导轨上带着斑驳的锈迹但本体完好，刀架和尾座都齐全。钱老板用手摇了摇飞轮，飞轮转动得很稳，轴承没有松动，导轨上了油之后刀架滑动顺畅——德国货确实耐用，在太原这种干燥气候里放了几年，除了表面有点浮锈之外，核心部件一点没坏。
“这台床子是民国二十五年买的，德国造，新的要两千大洋。”钱老板用手摸了摸床身上的铭牌，语气里带着手艺人对好工具的不舍，“用了不到两年太原就沦陷了，我把床子藏在这间库房里没让鬼子知道——让他们知道了肯定要征去兵工厂。你们要，就拆了带走。不过有一点——这台床子光床身就一百八十斤，全套拆下来分量更重，你怎么运出太原城？城门岗哨查得严，别说这么大的铁疙瘩，就是一包盐带出去都要被搜。”
“不走城门。”孙泥鳅蹲下来仔细研究车床的结构，心里已经打好了拆解方案，手指在刀架和床身的连接处摸索着螺丝的位置，“走排水沟。一次搬不出去就分几次搬。今晚先把床子拆了，小零件我随身带走，大件分批运到排水沟出口附近藏好，等全部凑齐了再找机会一次性运回平安城。”
“那就得赶紧动手。”钱老板把袖口往上一撸，“我帮你拆。拆床子我比你在行——当年这台床子就是我自己组装的，每个螺丝我都知道在哪儿。”
两个人开始在煤油灯下拆车床。钱老板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套德国扳手，大小型号齐全，每一把都擦得亮亮的，整齐地排列在工作台上。他的手虽然粗糙，但拆螺丝的动作极其细致——每一颗螺丝拧下来之后都用油纸包好，按位置编号，装进一个分格的小木盒里。他一边拆一边给孙泥鳅讲解每个零件的名称和用途，讲到关键部位的时候会停下来用手指点一下——“这个刀架导轨是床子上最精密的部件，绝对不能磕碰，碰坏了导轨，整台床子就废了。”“这个尾座套筒上有个淬火层，拆的时候别用锤子敲，用木槌轻轻震。”“这个卡盘的爪子是德国进口的合金钢，咱们中国自己造不出来，丢了就配不到了。”
孙泥鳅在旁边打下手，递工具、包零件、帮忙抬沉重的铸铁部件。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机床，虽然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他脑子好使，看一遍就能记住操作步骤。钱老板教他怎么用千分尺测量零件的配合精度，他上手测了三遍就把读数记住了。钱老板看着这个叫花子模样的年轻人学得这么快，眼里露出了一丝欣慰——这小子手巧脑子活，要是生在太平年月，准能成一个好手艺人。
拆床子拆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大最重的部件是铸铁床身，一百八十斤的重量两个人根本抬不动。钱老板用撬棍把床身撬起来垫上滚木，一点一点地挪到墙边。床身要等下次带人一起搬，今晚只能先把能拆的小件运走——刀架总成、尾座、卡盘、主轴箱齿轮、导轨、手摇飞轮，这些零件拆下来装了满满三个帆布工具袋，每个袋子都有四五十斤重。
孙泥鳅脱掉破棉袄，把两个工具袋一前一后挂在脖子上，用破棉袄盖在外面遮住，第三个袋子提在手里。这身负重加上他自己的体重，在雪地里走每一步都要消耗双倍的体力。钱老板看他这副模样，有些不放心地问：“你一个人能行吗？”
“能行。”孙泥鳅把打狗棍夹在腋下，走到后门口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确认巡逻队不在附近。临走时他转过身来对钱老板说，“钱老板，剩下的大件我过几天再来搬。您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我还不知道您的大名。”
“大名就不必了。”钱老板摆了摆手，站在门口阴影里，月光只照亮了他半张脸，另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我姓钱，别人都叫我钱老抠——抠门的抠。但这次我不抠，我儿子教我的——有些东西比钱值钱。你们用这台床子多杀几个鬼子，就当是我给儿子烧的纸钱。”
孙泥鳅背着三袋机床零件从后门溜出协兴隆，沿着来时的路往城墙东南角摸去。暗巷里那家茶庄的后门开着一条缝，一只野猫蹲在门槛上舔爪子，绿莹莹的猫眼盯着他从面前走过，喵了一声。一个在井边打水的女人看见他从巷子里走出来，吓得水桶差点掉进井里——一个浑身散发着油污和硝烟味的叫花子，胸前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半夜三更从铁器街窜出来，任谁看了都得吓一跳。孙泥鳅没理她，低着头快步穿过街道，消失在对面另一条暗巷里。
走到十字路口时正好碰上巡逻队拐过来。孙泥鳅来不及躲，干脆就地一倒，蜷在墙根下装醉——身子缩成一团，两只手把胸前的工具袋压在身下，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醉话，还故意发出几声傻笑。巡逻队的鬼子走到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手电筒的光柱从他身上扫过去，领头那个用日语骂了一句大概是“又是臭要饭的”，然后继续往前走，脚步声渐渐远了。等手电筒的光完全消失在街角，孙泥鳅才从地上爬起来，后背的冷汗把破棉袄都浸湿了——不是吓的，是刚才趴下时一个工具袋的铁角硌在了肋骨上，疼得他直冒冷汗。
到了城墙东南角的排水沟入口，他把三袋零件一袋一袋地塞进涵洞里，然后自己钻进去，在黑暗狭窄的沟道里四肢着地爬着推着零件往前挪。铁器零件在冰面上拖过去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回音在长长的涵洞里嗡嗡作响。他不得不把速度压到最慢，每推几下就停下来听一听头顶有没有人走过的脚步声。爬出排水沟出口时，他的膝盖被冰碴子割了好几道口子，冰水混着血水从破棉裤膝盖的补丁缝里渗出来。他把三袋零件拖到涵洞外面，在护城河边找了一个被积雪覆盖的枯草丛，把零件藏了进去，上面盖上枯枝和雪做伪装。然后他记下了藏匿位置周围的地标——歪脖子柳树往南十五步，三块石头垒成的石堆往东五步。
做完这一切，天边已经开始泛白。孙泥鳅没有在太原城里逗留，趁着天还没亮、鬼子巡逻队换岗的间隙，沿着护城河原路返回，消失在了城外的荒山野岭里。他得赶回平安城汇报情况——车床的核心零件已经到手，但最大的铸铁床身还在协兴隆库房里，需要带人来搬。而且这次进太原让他看清楚了一件事：光靠排水沟这条通道，小零件可以来回搬运，但一百八十斤的床身绝对塞不进涵洞那个破栅栏口子。要把床身运出城，要么走城门——那需要打通伪军的关系，要么从城墙上吊下来——那需要绳子、滑轮和至少四到五个人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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