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6章 银杏树下（1/2）

南城的银杏还绿着，像一把把未及染黄的小扇子，密密匝匝地挂在枝头，遮住了半边天。林晚坐在窗前的藤椅里，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本摊开在膝上的《唐诗三百首》，目光却越过书页，落在对面空荡荡的办公桌上。桌角那盆文竹已经有些泛黄了，蔫蔫地垂着几根细枝。

那是陆明远的桌子。三天前，他最后一次从那张桌前起身，西装革履，手里捏着一封辞呈。他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恰好对上她的。那一眼很长，长得像要把七年的时光都压进去。然后他推开门，走了。玻璃门在身后合拢，发出一声极轻的“咔嗒”。

七年了。从他们一起考进这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开始，对面那张桌子就属于陆明远。他们隔着两张办公桌的距离，批改作文，准备教案，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走廊里的脚步声，课堂上的读书声，午休时隔壁班飘来的粉笔灰，都成了他们共有的背景。

林晚想起上个月，也是这样一个午后。陆明远突然从教案里抬起头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晚晚，市教育局要调我去做教研员。”

她当时正在批改作文，笔尖停顿了一下。红墨水在某个学生的本子上洇开一小团，像一滴凝固的血。“那很好啊，”她说，声音平静得让自己意外，“你不是一直想往教研方向发展吗？”

陆明远沉默了一会儿。“是很好。”他说。然后低下头，继续写教案。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忽然变得很刺耳。

那之后的半个月，他再没提这件事。直到上周五，林晚在整理旧书时，从一本《诗经》里掉出一张纸条。是五年前他写的，字迹还带着少年的稚气：“晚晚，我想和你一起，在这所学校教一辈子书。”

纸条已经泛黄了，折痕处几乎要断裂。她把它重新夹回书里，合上，然后去茶水间倒水。路过陆明远桌前时，他正在打电话，语气是她从未听过的热切：“……是的，我对中学语文课程改革有些想法……好的好的，周三我过去面谈……”

他挂了电话，看见她，愣了愣。然后他说：“晚晚，市局那边催我……”

“去吧。”她说，端着水杯走回自己座位。杯壁烫着掌心，她却没有松开。

周三他去了市局。周四他递交了辞呈。今天，是他在南城中学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作为同事的最后一天。

下班铃响的时候，林晚还在改最后一本作文。陆明远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一个纸箱装满了书，一个手提袋里是些零碎物件。他站在她桌前，纸箱抵着膝盖，沉默地等她抬头。

走廊里传来学生们的喧闹声，放学了。夕阳从西窗斜斜地照进来，把陆明远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她桌面的作文本上，遮住了那些红笔批注。

“晚晚。”他叫她的名字。

她抬起头。逆光里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肩膀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金粉似的夕阳。

“我走了。”他说。

“嗯。”她点头，“路上小心。”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皮鞋敲着水磨石地面，一步一步，越来越远。她听见他推开办公室的门，门轴发出熟悉的“吱呀”一声，然后合拢。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窗外的银杏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无数细小的叹息。她低下头，继续改那本作文。红色圆珠笔在纸上划动，写下评语：“立意新颖，但结构稍显松散……”

写到“散”字最后一捺，笔尖突然顿住了。一滴眼泪砸在纸上，把“散”字的最后一笔洇成一团模糊的红。

她没去擦。又改了几本，直到夕阳完全沉下去，办公室里暗下来，她才合上笔帽，把作文本归拢整齐。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碰到桌腿，一阵钝痛。她弯腰揉了揉，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对面的办公桌——桌面空荡荡的，连粉笔灰都被擦干净了。

那盆文竹还在。那是三年前教师节，他们一起在花鸟市场买的。陆明远说他那盆总是养不好，她就把自己的分了一株给他。现在她那盆已经长得很茂盛了，他这盆却蔫蔫的。

林晚走过去，拿起桌上的小喷壶，给文竹浇了点水。水珠挂在泛黄的叶尖上，迟迟不肯落下。

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熬汤。见她进门，探头出来看了一眼：“今天怎么这么晚？”

“改作文。”她换了拖鞋，把包挂在门后。

母亲没再问，转身继续搅动汤锅。但林晚知道母亲在等什么——等她说起陆明远。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知道，她和陆明远谈了七年恋爱，从刚分配到学校就开始了。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包括他们自己。

晚饭桌上，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明远他……真的走了？”

“嗯。”林晚夹了一筷子青菜，“去市教育局了。”

“那你们……”

“妈。”林晚打断她，“吃饭吧。”

母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对面楼房的窗户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棋盘上错落的棋子。林晚数着那些亮光，想起七年前她和陆明远刚来南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们站在学校的天台上，看整个县城的灯火。

“晚晚，”陆明远指着远处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

那里是南城市区，灯火通明得像另一个世界。从县城到市区，坐大巴要两个小时。对那时的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后来他们一起考上了编制，分在南城中学。学校在老县城边上，教室的窗户正对着几棵老银杏。秋天的时候，满树金黄，风一吹就落一地碎金。陆明远常说，等银杏叶落完，他们就结婚。

可是银杏落了七次，他们还没结婚。

第一次落的时候，他们刚工作一年。陆明远说再等等，等评上中级职称。

第二次落的时候，他们评上了职称。陆明远说再等等，想在县城买套房子。

第三次落的时候，他们付了首付。陆明远说再等等，装修完再说。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总有理由。林晚不再问了。她开始明白，陆明远在等的东西，不是房子，不是职称，甚至不是她。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让他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生活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市局教研员，正科级待遇，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位置。他抓住了。

而她，还是南城中学的一个普通语文老师。他们之间的距离，从两张办公桌，变成了两小时车程。

周末，林晚去学校取落下的备课资料。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的呼吸声。她走到陆明远曾坐了三年的位置前，拉开抽屉——空的，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他收拾得真干净，好像从没在这里存在过。

她正要关上抽屉，指尖却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拉出来一看，是一枚银杏叶书签。压得平平整整的，叶片已经干透，颜色褪成淡黄，叶脉清晰如掌纹。背面用细钢笔写着几个小字：“第七年。”

林晚握着书签，慢慢坐在他的椅子上。椅子还留着他的气息，淡淡的书卷气混着一点烟草味。他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她不知道。这七年里，他们之间有多少事是她不知道的？

窗外的银杏树上，几只麻雀在枝叶间跳来跳去。阳光透过叶缝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想起大一那年秋天，在师范大学的银杏路上，陆明远第一次牵她的手。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年轻到以为相爱就可以抵挡一切。

“晚晚，”他当时说，“以后我们一起去当老师吧，就在一个学校，每天都能见面。”

后来他们果然在一个学校，果然每天都能见面。只是见面的内容从牵手散步变成了批改作业，从谈诗论文变成了商量公开课怎么上。爱情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慢慢沉淀，变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也像呼吸一样容易被忽略。

直到他离开，林晚才发现，原来没有他的办公室这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银杏叶落地的声音。

手机响了，是陆明远发来的短信：“新办公室的窗外也有一棵银杏树，不过比学校的小很多。晚晚，你还好吗？”

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短信，她把那枚银杏书签放进口袋，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日子还是要过的。周一照常上课，照常批作业，照常开会。只是对面的桌子空了，偶尔有新来的实习生坐一坐，但没人长久地留下来。林晚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办公室，习惯了午休时自己泡茶自己喝，习惯了改完作文抬头时只看见一盆蔫文竹。

十月中旬，银杏终于黄了。满树金灿灿的叶子在秋阳里亮得晃眼，风一吹就簌簌地飘落，铺了一地碎金。学生们课间在树下捡叶子，夹进课本里当书签。林晚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转身从抽屉里拿出那枚第七年的银杏书签，对着光细细地看。

叶脉在光线下清晰如河流图。那些细密的纹路纵横交错，像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南城中学，标着市教育局，标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连接着两个地方。可那条路太长了，长到没有人愿意走第二遍。

下课铃响的时候，林晚做了个决定。她拿起手机，拨通了陆明远的号码。

“喂？”他的声音有些意外，“晚晚？”

“明远，”她说，“周末你有空吗？我想去市里看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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